汉代铜钱流通与财政体系建设.docxVIP

汉代铜钱流通与财政体系建设

引言

站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汉代展厅里，玻璃柜中那一枚枚泛着青锈的五铢钱，总让人忍不住驻足。它们大小如指甲盖，外圆内方的轮廓历经两千年依然清晰，钱文”五铢”二字虽有些模糊，却藏着一个帝国的经济密码。汉代是中国货币制度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从汉初的”荚钱”到武帝的”三官五铢”，铜钱不仅是交易媒介，更成为连接国家财政与民生经济的纽带。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些铜钱的纹路，走进汉代的经济世界，看看它们如何在流通中编织起帝国的财政网络。

一、从”半两”到”五铢”：汉代铜钱的形制演变与铸造体系

1.1汉初的货币乱局：半两钱的”缩水”与私铸之弊

秦朝统一后推行”半两”钱，规定每枚重十二铢（约8克），但秦末战乱导致铸币体系崩溃。汉初百废待兴，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听民自铸”政策，允许民间自行铸造半两钱。这本是权宜之计，却引发了严重的货币贬值——民间为牟利，铸造的铜钱越来越轻小，最轻的”荚钱”薄如榆荚，重量不足一铢（约0.6克），钱文”半两”与实际重量严重不符。

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过一批汉初半两钱，考古报告显示，这些钱的平均重量仅2.5克，不足秦半两的三分之一。更离谱的是，有些钱甚至用剪边、凿穿的方式”减重”，把一枚钱剪成内外两部分当两枚用。这种混乱直接导致”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一石米要一万枚钱，普通百姓买米得扛着钱袋去集市，货币信用濒临破产。

1.2文景时期的探索：从”四铢半两”到”盗铸令”

到了文帝时期，朝廷意识到货币问题必须解决。前175年，文帝下诏改铸”四铢半两”（重约2.6克），并允许民间在遵守重量标准的前提下铸钱。这看似开放的政策，实则暗藏玄机——官方规定铜料必须纯净，铸造工艺要达标，普通百姓难以满足，反而让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垄断了铸币权。《史记》记载的”吴（吴王刘濞）邓（大夫邓通）钱布天下”，说的就是刘濞在豫章郡开铜矿铸钱，邓通因得文帝宠信获赐蜀郡铜山铸钱，两家的钱流通全国，甚至比官钱还受欢迎。

这种局面到景帝时终于失控。前144年，景帝颁布”盗铸令”，严禁民间私铸，将铸币权收归郡国。但郡国铸钱缺乏统一标准，有的地方铸的钱重，有的轻，“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货币乱象依旧。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份记录了景帝时期市场交易的账目，里面提到的铜钱竟有五种不同的重量规格，可见当时民间交易的混乱。

1.3武帝的”终极方案”：三官五铢的诞生与标准化

真正解决货币问题的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先尝试发行”白金三品”（银锡合金）和”皮币”（鹿皮制），但这些高面值货币因缺乏信用很快失败。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痛定思痛，颁布”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汉书·食货志》），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上林苑的钟官（主铸造）、辨铜（主原料）、技巧（主工艺）三官统一铸造”五铢钱”。

三官五铢重约3.5-4克，钱文”五铢”严谨端庄，外郭整齐，内郭突出，这种设计让私铸者难以仿造——要伪造就得有相同的铜料配比（铜占70%，锡铅占30%），得有精细的范模（考古发现的三官钱范是铜质，比民间用的陶范耐用精准），还得有高超的铸造技术（采用叠铸法，一次可铸上百枚）。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墓中，随葬的五铢钱多达4200余枚，经检测全部符合三官五铢的标准，说明中央铸币已完全取代地方货币。

从武帝到平帝的120年间，三官五铢共铸造了280亿枚（《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约5900万）人均470枚，可见其流通之广。更重要的是，五铢钱的重量和形制稳定了700多年，直到唐高祖铸开元通宝才被取代，堪称”中国古代最成功的货币”。

二、从市肆到边塞：汉代铜钱的流通网络与社会基础

2.1农业与手工业：铜钱流通的物质支撑

汉代铜钱能广泛流通，首先得益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汜胜之书》记载，西汉中期已推广代田法、区种法，关中地区亩产粟可达2-3石（约100-150公斤），比战国时期翻了一番。粮食产量增加，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需要货币媒介；手工业方面，齐地的”三服官”（官营纺织业）一年能生产”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高级丝织品数十万匹，蜀郡的”蜀锦”、广汉的漆器更是远销西域，这些商品交易都离不开铜钱。

居延汉简里有一份”买肉账”很有意思：“出钱百一十，买肉十斤”，说明普通士兵用110枚五铢钱买10斤肉；另一份”卖鱼契”记录：“得钱二千，卖鱼百头”，渔民卖100条鱼收入2000枚钱。这些细碎的交易记录，像一面面小镜子，照见了铜钱如何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农民卖粮换钱买农具，工匠卖器换钱买米盐，商人带着钱串子走南闯北。

2.2城市与交通：铜钱流通的物理网络

汉代城市的繁荣为铜钱流通提供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