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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学正统观的确立

引言

站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秦岭，很难不被两千年前那个王朝的气象所震撼。从”汉并天下”瓦当的斑驳纹路里，从《史记》竹简的墨迹中，从画像石上的车马仪仗间，我们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对”正统”的执着追寻。史学正统观并非天生的概念，它是文明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治需求与文化自觉共同催生的结晶。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长期大一统的王朝，其史学正统观的确立不仅塑造了当时的历史书写范式，更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年的史学传统。这种确立过程，既是对先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对”何为中国”“谁主沉浮”的集体回答。

一、先秦至汉初：正统观的思想萌芽与实践困境

1.1先秦史学中的”正统”雏形

在甲骨文的卜辞里，在青铜鼎的铭文间，我们已能看到早期的历史记忆书写。但真正形成系统史学观念的，当数周代。《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不仅是对殷代史学的追述，更暗含”天命转移”的朴素正统观——商因”不敬厥德”失天命，周因”以德配天”得正统。这种”天命有德”的思想，经孔子修订《春秋》得以升华。《春秋》以”王正月”开篇，用”大一统”的笔法强调周天子的权威；对诸侯僭越行为的”微言大义”，实则是在构建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正统评判标准。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因为《春秋》第一次系统地将历史书写与政治合法性绑定。

战国时期，“五德终始说”的出现让正统观有了更具象的理论工具。邹衍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应用于王朝更替，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这种学说虽被后世批评为”玄虚”，却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王朝更迭不再是偶然的暴力革命，而是符合宇宙规律的必然过程。齐人奏”黄帝得土德”，秦人自认”水德代周火德”，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但此时的正统观仍处于”百家争鸣”状态——儒家重”德”，阴阳家重”运”，法家重”势”，缺乏统一的标准。

1.2汉初的正统性焦虑与史学困境

刘邦入咸阳时”约法三章”，靠的是”除秦苛法”的政治口号；但建立汉朝后，却不得不面临”汉承秦制”的现实矛盾。秦在时人眼中是”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人既需要否定秦的合法性，又无法完全摆脱其制度框架。这种矛盾在史学领域尤为突出：司马迁写《史记》时，将秦列入”本纪”，承认其”并兼战国，海内为一”的历史地位；但又在《秦本纪》末尾引用贾谊《过秦论》，强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种”矛盾书写”恰恰反映了汉初史学正统观的模糊性。

另一个困境来自”德运”的认定。汉初曾长期争论汉应属何德：有人认为秦”水德”，汉当”土德”（土克水）；有人认为秦是”闰位”（非正统王朝），汉应直接承周”火德”（火生土）。高祖刘邦最初”色尚赤”，可能暗合”火德”；文帝时公孙臣上书主张”土德”，却因新垣平事件被搁置；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正式确立”土德”，“色尚黄，数用五”。这种反复调整的背后，是统治者对”天命所归”的迫切确认，也反映出汉初史学尚未形成稳定的正统评判体系。

二、儒家独尊：正统观的理论奠基

2.1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史学转向

建元元年（前140年），十八岁的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广川大儒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犹如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千年涟漪。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仅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更重塑了史学的价值取向。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董仲舒系统整合了”大一统”“三统说”与”五德终始”，提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种理论将历史书写从单纯的”记录往事”升华为”论证天命”，史学从此成为”经世之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解决了”正统”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道统”与”政统”的统一。他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道”既是儒家的伦理纲常，也是历史演进的根本规律，王朝的正统性必须建立在”行道”的基础上；二是”历史连续性”的建构。通过”三统说”（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他将夏、商、周纳入一个有序的历史序列，为汉代找到”继周”的理论依据，巧妙避开了”承秦”的尴尬。这种理论经武帝认可后，迅速成为官方史学的指导思想。

2.2《白虎通义》：正统观的经学固化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会议在白虎观召开。来自全国的经学家围绕”五经同异”展开讨论，最后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这部书虽以解经为名，实则是对汉代正统观的全面总结。在”号”篇中，它明确提出”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将”天下归心”作为正统的核心标准；在”三正”篇中，重申”正朔服色，所以明乎天统之义”，强调改元易服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封禅”篇中，将泰山封禅与”功成治定”绑定，只有”德至天”“德至地”的帝王才有资格举行。

《白虎通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将原本分散在经传、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