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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动态演变研究

引言

站在银行风控部门的落地窗前，望着楼下穿梭的人群，我常想起入行初期前辈说的那句话：“银行的命门不在赚多少钱，而在能不能守住不亏的底线。”这句话里的“底线”，本质上就是风险偏好的具象化表达。作为金融体系的“血脉中枢”，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绝非静态的“风险容忍清单”，而是随着经济周期起伏、监管环境变迁、技术革命冲击以及自身战略调整不断“呼吸”的动态系统。从早期“垒大户、吃利差”的粗放模式，到如今“轻资本、控波动”的精细化管理，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这种演变不仅是外部环境倒逼的结果，更是银行从“被动扛风险”向“主动管风险”转型的内在觉醒。本文试图沿着这条演变轨迹，拆解驱动因素、剖析阶段特征、提炼规律启示，为理解商业银行的风险治理逻辑提供一个动态视角。

一、风险偏好：商业银行的“风险DNA”

要理解动态演变，首先需要明确“风险偏好”的本质。简单来说，风险偏好是银行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愿意承担的风险类型、规模和水平的总体意愿，它像一根隐形的指挥棒，决定了信贷投放的行业选择、金融产品的设计边界，甚至管理层的考核导向。

这里有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需要澄清：风险偏好不等于风险容忍度。前者是“主动选择”，比如某银行明确“不介入产能过剩行业”，后者是“被动接受”，比如允许不良贷款率不超过2%；风险偏好也不同于风险承受能力，后者是“客观能力”（受资本、流动性等硬约束），前者是“主观意愿”（受战略、文化等软因素影响）。打个比方，如果把银行比作一艘船，风险承受能力是船的“载重极限”，风险偏好则是船长选择的“航行路线”——是走风浪小但速度慢的近海，还是闯收益高但风险大的远洋？

从实践看，国际活跃银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典型标志是发布《风险偏好陈述书》（RiskAppetiteStatement），将抽象的风险意愿转化为可量化、可传导的指标（如信用风险的行业限额、市场风险的VaR值、操作风险的损失阈值）。国内银行则起步较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监管部门要求“董事会对风险偏好负最终责任”，才真正将其纳入公司治理框架。但即便如此，早期的风险偏好更多是“墙上的制度”，缺乏动态调整的主动性——这也为后续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二、动态演变的驱动：内外部力量的“双向拉扯”

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演变，从来不是单因素驱动的“线性运动”，而是内外部力量交织作用的“复杂系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既需要根系（内部战略）的养分供给，也需要气候（外部环境）的温度调节。

（一）外部驱动：经济周期的“钟摆效应”与监管政策的“校准器”

经济周期是最直接的外部变量。在经济上行期，企业盈利改善、抵押物增值，银行往往倾向于“风险激进”——扩大高收益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增加对房地产、基建等强周期行业的授信，甚至通过同业业务加杠杆放大收益。这种“顺周期”行为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尤为明显，某股份制银行当年新增贷款中，制造业和房地产占比从35%跃升至58%，风险偏好显著上移。

但经济下行期，企业违约率上升、抵押物贬值，银行又会迅速转向“风险厌恶”。2015年前后，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暴露，多家银行集中抽贷，甚至出现“一刀切”停贷现象，导致部分优质企业也被误伤。这种“钟摆式”波动，本质上是银行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应激反应，但也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形成“风险共振”。

监管政策则像一把“校准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Ⅲ强化了资本约束（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升至6%）、流动性监管（引入LCR、NSFR指标），直接压缩了银行“高风险、高杠杆”的操作空间。国内“三三四十”专项治理（整治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后，同业理财规模从2017年的3.25万亿元锐减至2020年的0.39万亿元，反映出监管压力下银行风险偏好的“被动收敛”。而近年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又推动银行将风险偏好向小微、绿色金融等领域倾斜——某城商行2022年普惠小微贷款占比提升至28%，较5年前增加12个百分点，就是典型例证。

（二）内部驱动：战略转型的“指挥棒”与管理能力的“支撑力”

银行的战略目标是风险偏好的“源动力”。当银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风险偏好必然从“重数量”转向“重结构”。比如，2016年前后多家国有大行提出“轻资本转型”，要求风险加权资产（RWA）增速低于总资产增速，直接导致其压缩高资本消耗的表内贷款，转而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交易银行、财富管理等业务。某银行年报显示，其投资银行收入占比从8%提升至15%，而公司贷款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这背后正是风险偏好调整的结果。

管理能力则是风险偏好的“支撑底座”。早期银行风险识别主要依赖“三查”（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