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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法律制度概况

（公元581—公元618）

一、隋初立法指导思想。

隋文帝杨坚汲取北周法度无常、导致“上下愁离”、“内外离心”、政治腐败而亡

国的教训，深感执政必须宽简刑罚，以常法治国，才能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因此，他

即位后，本着“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的精神，对法律进行改革，

尤其是摈弃了各种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他认为：“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

于斯已极”。所以，“枭首轘身，义无所取”。鞭刑也是“残剥肤体，彻骨侵肌”。因

此，他主张“枭轘及鞭，并令去也”，即废除各种酷刑。他还说：“以轻代重，化死为

生”的条目甚多，“备于简束，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他以

行“仁政”相标榜，删除“苛惨之法”，在《开皇律》中第一次从法律上废除了除绞、

斩以外的各种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

二、隋朝主要立法活动

隋朝的立法活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制定《开皇律》。鉴于北周法律“比于齐律，

烦而不要”，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修律，“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

沿革重轻，取其折衷”。同年十月，“始行新律”开皇三年，再行修订，史称《开皇律》。

第二次是制定《大业律》。隋炀帝继位后，“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

条”。即认为《开皇律》刑罚过重，予以重修，于大业三年（607年）完成，史称《大

业律》。

三、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

（一）《开皇律》的主要内容

《开皇律》系统总结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篇章体例定型化。《开皇律》斟酌《法经》以后历代法律篇章结构的演变，

采用《北齐律》12篇体例，但调整了篇目内容，并做了篇名改定。如把“禁卫”改为“卫

禁”、“婚户”改为“户婚”，强调对皇帝人身安全的法律保障和对户籍、田制和赋税

制度的重视。把《捕断》分为“捕亡”和“断狱”两篇，并将其移置到最后。删去“毁

损”一篇。确定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

亡、断狱为各篇篇名。《隋书·刑法志》评价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第二，五刑法定化。《开皇律》规定了五种刑罚，从重到轻排列为死、流、徒、杖、

笞，共分二十等。其中死刑分为斩、绞两等；流刑为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

等，分别服役二年、二年半、三年；徒刑为一年至三年分五等；杖刑为六十至一百分五

等；笞刑为十至五十分五等。此外，“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各等刑罚以铜

赎罪明码标价。新五刑制度自此正式确立，并一直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

第三，区分公罪与私罪。为保护和调动官吏为国效力的积极性，《开皇律》首创“公

罪”与“私罪”的区分，对犯公罪者免除处罚或从轻处罚。在以官当刑时，公罪比私罪

每官当徒多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

第四，完善官僚贵族特权制度。《开皇律》贯彻“礼有等差”的等级制原则，赋予

贵族官僚以“八议”、“例减”、“听赎”、“官当”等司法特权，对后世产生了直接

影响。

第五，确立“十恶”制度。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开皇律》正式确立

“十恶”制度，更加明确了刑律的重点打击对象。“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

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比较“重罪十条”，“十恶”的变化

有二：一是将叛、降两条合并为谋叛一条，同时增加不睦一条；二是将反逆、大逆、叛

三条前分别加一“谋”字，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指预谋，即不待犯罪行为实施，

在预谋阶段就予以严惩。这反映了统治阶级司法镇压经验更加成熟，术语更加严谨。

隋代两则案例：刑部侍郎辛，尝衣绯，俗云利于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

“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

高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

“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

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

“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

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

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绰拜而益前，

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复上奏切谏，上乃止。

（二）《大业律》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