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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性走向契约——转型期中国社会诚信研究

一、引言：转型期社会诚信的双重维度重构

（一）研究背景与时代命题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不断调整。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迈向“契约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是经济模式的转变，更是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重塑。在传统社会中，诚信主要基于“德性”，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熟人圈子里，凭借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熟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维持诚信。这种诚信模式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诚信视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且复杂，交易范围不断扩大，陌生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合作愈发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德性诚信”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它要求有一套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则来保障交易的公平与安全，于是契约文明应运而生。契约诚信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强调规则的约束和责任的履行，使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有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和预期。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法系中“情理法”传统的强调，为我们理解诚信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传统中国社会，“情理法”三位一体，共同调节着社会关系。“情”体现为人之常情，是人们内在的道德情感和同理心；“理”代表事之常理，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法”则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传统契约诚信正是在这种“情理法”的框架下得以维系，如古代契约中不仅有对交易内容和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理），还融入了人情因素（情），同时法律也对违背契约的行为进行制裁（法）。这种传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启示我们在构建现代契约诚信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和情感的力量。

而新时代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建构，则彰显了诚信建设的现代转向。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了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守信者给予激励，对失信者进行惩戒。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正努力构建以契约诚信为核心的现代诚信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研究价值：伦理基础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互构

从学术层面来看，深入研究“德性诚信”与“契约诚信”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演进逻辑。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对传统诚信观念的梳理或对现代契约理论的探讨，而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转化研究相对不足。本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以及在转型期的碰撞与融合，为诚信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丰富了相关学术理论。

从实践层面讲，探索“德性诚信”与“契约诚信”融合的有效路径，对解决转型期信用缺失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社会，信用缺失现象时有发生，如商业欺诈、学术不端、个人失信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通过将“德性诚信”所强调的道德自律与“契约诚信”所依赖的制度约束相结合，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弘扬传统美德，培养人们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使诚信成为人们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为诚信行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有助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任度，助力法治中国与诚信社会建设。

二、传统德性诚信：伦理根基与社会运作机制

（一）传统德性诚信的伦理根基

1.儒家伦理的道德内化机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伦理体系对传统德性诚信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仁”的核心内涵是爱人，体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论语?雍也》中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使得诚信成为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必然选择。当一个人以“仁”的标准要求自己，希望自己在社会中有所建树、实现价值时，他也会尊重他人的权益和需求，以诚信待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义”则是儒家用来判断行为正当性的准则。《荀子?正名》中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强调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义”的规范，不能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诚信正是这种正义行为的体现，它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遵守道德规范，言行一致，不欺诈、不背信。在儒家看来，诚信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荀子?不苟》中提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只有坚守“仁”与“义”，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实现内心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先于法律强制，成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