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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视域下库珀行政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核心架构

（一）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

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行政运动兴起，为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契机，推动行政伦理从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框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且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同时，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公共行政单纯追求效率的导向受到了强烈质疑，人们开始深刻反思行政行为背后的道德正当性。

库珀对行政伦理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水门事件”等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深刻反思。“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政府为了获取竞选情报，不惜采取非法手段，严重违背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损害了公共利益。这一事件让库珀认识到，行政人员的行为不能仅仅依据效率原则，更要受到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他提出，行政伦理应以责任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确保行政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重塑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公民权理论方面，传统官僚制将行政人员视为“工具人”，忽视了他们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库珀突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将公民权理念作为行政伦理的逻辑原点。他主张行政人员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执行者，更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库珀认为二者是一种契约关系。行政人员通过履行职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而公民则通过纳税、遵守法律等方式，赋予行政人员权力。这种契约关系要求行政人员必须以公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公正、公平地行使权力，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核心思想的逻辑展开

行政责任是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包含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两个维度。客观责任主要基于法律、组织规章和社会期待，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行政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按照组织的规章制度行事，对上级负责，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同时，要对公众负责，积极回应公众的需求，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还要对制度负责，确保行政行为符合制度的要求，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在执行政策时，行政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组织程序，不得擅自更改或滥用权力。

主观责任则根植于行政人员的道德良知、职业信仰和身份认同，是一种内在的伦理自觉。行政人员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促使他们在工作中追求公正、平等的结果；对公共利益的坚守，让他们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能够以公共利益为重，做出正确的决策。一个具有强烈道德良知的行政人员，在面对复杂的行政事务时，会依据自己的道德判断，选择最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方案，即使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风险或损失。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常常会面临各种伦理困境，库珀提出了三元冲突模型来解释这些困境。角色冲突是指行政人员同时承担多种角色，不同角色的期待和要求相互矛盾，导致责任冲突。行政人员既是决策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又是执行者，要将上级的决策贯彻落实；还是公民代表，需要反映公民的意愿和诉求。当这些角色的要求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角色冲突。在制定一项城市规划政策时，行政人员可能会面临上级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与民众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诉求之间的矛盾。

权力冲突主要包括横向权力制衡和纵向权力层级带来的行动困境。横向权力制衡中，立法、司法等部门对行政权的监督，可能会与行政部门自身的决策和执行产生矛盾；纵向权力层级中，上下级指令的矛盾也会让行政人员陷入两难境地。行政部门制定的一项政策可能会受到立法部门的质疑，或者上级领导的指示与下级部门的实际情况不符，都可能导致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无所适从。

利益冲突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价值博弈。在政策执行中，行政人员可能会面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如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等行为；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也时有发生，某些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忽视整体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过度开发资源，忽视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典型的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

为了实现行政责任，库珀提出了双轨机制，即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外部控制主要通过伦理立法、组织制度和社会监督来构建制度化约束框架。伦理立法为行政人员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规范，如《公务员伦理法》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对违反伦理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组织制度中的利益申报制度，要求行政人员如实申报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收入等情况，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社会监督则通过公民参与机制，让公众能够对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促使行政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民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对行政人员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相关部门会对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内部控制依托行政伦理教育、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