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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录像遗嘱规定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如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妥善安排身后事，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课题。遗嘱作为传承财产、传递心意的重要载体，其形式与效力直接关系到家庭和谐与继承人权益。在众多遗嘱形式中，录音录像遗嘱凭借直观记录立遗嘱人音容笑貌、真实表达意愿的特点，近年来逐渐被更多人选择。但这种“会说话”的遗嘱并非随意录制即可生效，其背后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本文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相关条款，结合实务案例与生活场景，深入解析录音录像遗嘱的法律规则，帮助读者理解如何通过规范操作让这份“影像遗嘱”真正传递心意。

一、从《继承法》到《民法典》：录音录像遗嘱的法律沿革

要理解当前录音录像遗嘱的规定，首先需要回溯其法律发展脉络。在2021年《民法典》施行前，我国继承领域的基本法律是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当时，《继承法》第17条第4款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录音遗嘱的合法性，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录像”并未被单独提及，实践中录像遗嘱常被参照录音遗嘱的规定执行。

随着数码技术的普及，录像设备从专业摄像机发展到手机、平板等便携设备，录像遗嘱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但《继承法》对录音遗嘱的规定过于简略，仅提到“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对录像过程中是否需要记录立遗嘱人及见证人的面部、是否需要明确时间地点等关键细节未作要求，导致实务中大量录像遗嘱因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例如，曾有案例中，老人用手机录制了一段分配房产的视频，但画面中只有老人背影，无法确认其身份；见证人虽在场却未在视频中露脸或表明身份，最终法院以“无法确认遗嘱真实性”为由认定遗嘱无效。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回应了社会需求，在第1137条明确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一规定将“录音”与“录像”合并为“录音录像遗嘱”，并细化了形式要件，既保留了传统录音遗嘱的特点，又针对录像的特性增加了肖像记录、时间标注等要求，使法律规则与技术发展同步。

二、录音录像遗嘱的核心形式要件：缺一不可的“生效密码”

《民法典》第1137条用短短一句话，概括了录音录像遗嘱的核心要求，但每个关键词背后都蕴含着严谨的法律逻辑。要让一段录音或录像成为有效的遗嘱，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

（一）主体要件：两个以上适格见证人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这是录音录像遗嘱的基础门槛。见证人的作用是为遗嘱的真实性“背书”，确保立遗嘱人是在自愿、清醒的状态下表达意愿，未受胁迫或欺骗。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担任见证人，《民法典》第1140条明确排除了三类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如继承人的配偶、债权人等）。

举个例子：老张晚年想立遗嘱将房产留给女儿，他找了女婿和社区工作人员王某作为见证人。这里女婿属于“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女儿是继承人，女婿是其配偶），不符合见证人资格；若王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与遗产无利害关系，则可以担任。若最终只有王某一个适格见证人，这段录音录像遗嘱就会因见证人数量不足而无效。

（二）内容要件：清晰记录身份与时间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这是确保遗嘱主体真实性的关键。对于立遗嘱人（遗嘱人）而言，需要在录音录像中明确说出自己的姓名（如“我是张某某”），或通过清晰的面部特写让他人能识别身份；若仅录制声音但无法确认是立遗嘱人本人（如背景音嘈杂、声音模糊），则可能因身份存疑被认定无效。

见证人同样需要“出镜”或“出声”。例如，在录像中，见证人可以面对镜头说：“我是李某某，身份证号*，今天在场见证张某某立遗嘱的过程。”或通过清晰的面部影像让第三方（如法院）能确认其身份。实践中曾出现这样的情况：老人录制遗嘱时，两个朋友站在旁边但未说话，录像中只有老人的声音，最终因无法确认见证人身份，遗嘱被认定无效。

“以及年、月、日”——时间记录是遗嘱的“时间戳”，直接关系到多份遗嘱的效力顺序（《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时间记录需要具体到年、月、日，仅说“今年”“上个月”不够明确。例如，立遗嘱人在录像中说“今天是2023年10月5日”，或镜头扫过当天的报纸、日历，都可以作为时间证明；若录像中未提及时间，或时间模糊（如“大概是秋天”），则可能因无法确定立遗嘱时间导致遗嘱无效。

（三）过程要件：全程在场与完整记录

除了上述显性要件，录音录像遗嘱的“隐性要求”是见证人与立遗嘱人必须全程在场。这里的“全程”指从遗嘱开始录制到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