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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丞相制度与决策权研究

引言

站在咸阳宫的夯土台基上，望着残阳将”右丞相”官印上的蟠螭纹染成金红，很难不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些深夜秉烛的身影——他们或如商鞅般持《垦草令》推行变法，或似张仪凭三寸舌破六国合纵，或像范雎以”远交近攻”重塑天下格局。这些被后世称为”丞相”的人物，不仅是战国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星群，更是推动中国从贵族分封制向君主集权制转型的关键枢纽。本文将以”丞相”这一官职为切口，深入探究战国时期决策权力的分配逻辑，试图还原那个”礼崩乐坏”时代里，制度创新与权力博弈的真实图景。

一、从”世卿执政”到”丞相辅政”：战国丞相制度的起源逻辑

1.1春秋旧制的瓦解：贵族政治的黄昏

要理解战国丞相制度的诞生，必须回溯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彼时各诸侯国的权力核心被”世卿世禄”的贵族家族垄断，如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齐国的”国高”。这些家族凭借血缘纽带世代掌控军政大权，国君反而沦为”虚位元首”。以鲁国为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鲁昭公因试图收回季氏权力，反被逐出都城，客死他乡。这种”政在大夫”的局面，本质是分封制下”家国同构”原则的极端化体现——卿大夫既是封君，又是执政，血缘身份与政治权力高度绑定。

但进入战国后，这种旧秩序开始加速崩塌。铁犁牛耕的普及让私田大量出现，井田制崩溃动摇了贵族经济基础；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更高效的动员机制，而世卿家族的割据倾向却成为障碍；新兴士阶层通过游说、军功崛起，打破了贵族对知识与武力的垄断。《韩非子·显学》中”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描述，正折射出知识垄断被打破后的社会变革。

1.2“相”的本义与制度突破：从礼仪官到执政者

“丞相”一词中的”相”，最初是礼仪性官职。《周礼·春官》记载”相者，赞主人之礼也”，即主持朝聘、祭祀等仪式的辅助人员。春秋时期，“相”逐渐承担更多实际职能，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此时的”相”已具备外交代表的性质。但真正发生质变的是战国初期，随着各国变法运动展开，“相”开始摆脱礼仪附庸的身份，成为总领国政的最高行政长官。

魏国是最早设立丞相的国家。《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以李悝为相，“尽地力之教”，推行农政改革；又任翟璜为相，主持人才选拔。这种”择能而相”的做法彻底颠覆了”亲亲尊尊”的传统。据《说苑·臣术》记载，魏文侯问李克”寡人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以”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等”五视”标准，最终选择李悝。这标志着丞相选拔从”血缘世袭”转向”才能选拔”，政治权力开始与个人能力直接挂钩。

1.3各国制度的差异化演进：从”独相”到”左右相”

战国丞相制度并非整齐划一，而是随着各国政治需求呈现差异化发展。秦国自商鞅变法后确立”独相制”，商鞅任大良造（后称相邦）时”内外兼综”，既掌行政又领军功；而齐国在齐威王时期设”左右相”，《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邹忌为右相，田忌为左相，形成权力制衡。这种差异与各国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秦国长期与西戎杂居，更倾向集权；齐国作为东方大国，需要平衡不同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相”的称谓在各国也有区别：秦国称”相邦”（汉代避刘邦讳改”相国”），赵国称”丞相”，楚国仍保留”令尹”旧称。但无论名称如何，其核心职能都是”百官之长”，《荀子·王霸》“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的描述，精准概括了这一职位的本质。

二、“总领百揆”：战国丞相的职权范围与决策实践

2.1行政主导权：从文书批办到政策制定

丞相的首要职权是行政统筹。以秦国为例，出土的云梦秦简《语书》记载，南郡郡守腾发布的法律文告需”上诣丞相”备案，说明地方行政需经丞相系统上传下达。更关键的是政策制定权，商鞅变法中的”什伍连坐”“军功授爵”等核心政策，均由商鞅以相邦身份主导制定。《商君书·更法》中商鞅与甘龙、杜挚的辩论，本质是丞相与旧贵族在政策决策层面的博弈。

在齐国，邹忌任相时推行”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通过修订法律体系强化行政效能。他还建议齐威王”悬赏纳谏”，将民间意见纳入决策过程，这种”广开言路”的做法，实际上是丞相在扩大决策信息源。可以说，战国丞相已从单纯的”执行长官”转变为”决策参与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决策主导者”。

2.2军事参与权：从战略规划到战场协调

虽然战国各国普遍实行”将”“相”分职（如赵国廉颇与蔺相如），但丞相并非完全脱离军事。《战国策·秦策》载张仪为秦相时，“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些军事行动均有丞相参与战略规划。更典型的是范雎任秦相时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直接成为秦国数十年的扩张纲领。

在特殊情况下，丞相甚至会直接统兵。乐毅以燕相身份率五国联军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吕不韦任秦相邦时，亲率大军灭东周。这种”出将入相”的现象，反映出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需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