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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献贵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作为担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保障债权实现、维护交易安全的关键作用。孟献贵教授在其民商法研究中，始终强调对保证合同法律规则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实施后，保证合同的构成要件、责任类型及司法适用均出现显著变化。结合《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及司法实践，保证合同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保证类型的识别标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判定、保证方式的推定规则以及保证期间的计算方法等方面，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债权人与保证人的权利平衡，更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交易预期与风险控制。

在保证类型的识别方面，法律实践中最易产生争议的是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区分。根据相关法律规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类似表述的，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这里的“不能履行”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债务人未履行到期债务，二是债权人已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并经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实践中，部分保证合同会使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承担责任”的表述，此类条款因未包含“不能履行”的限制，通常被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例如，在某借款合同纠纷中，保证人承诺“若借款人未按期还款，保证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最终认定该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因为“未按期还款”仅体现债务履行的时间节点，而非债务人客观上的履行不能。此外，当合同中同时出现“不能履行”和“不履行”的混合表述时，需结合合同整体内容进行解释，若条款中存在“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立即履行”等字样，可能被视为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是公司对外担保纠纷中的高频争议点。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的，需根据相对人是否善意判定合同效力。善意的认定标准在于相对人是否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具体而言，若为非关联担保，相对人需审查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若为关联担保（如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则必须审查股东会决议，且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实践中，相对人仅形式审查决议文件即可构成善意，无需核实决议的实质真实性。例如，某银行在接受甲公司担保时，审查了甲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决议中董事签名与工商备案一致，即使事后发现该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银行仍可主张善意取得担保权。但若相对人明知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或决议上的签名明显虚假，则应认定为非善意，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此时，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但可能因过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

《民法典》对保证方式的推定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保证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原《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而《民法典》第686条则改为推定为一般保证。这一修改体现了法律对保证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也对债权人的合同起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实践中，保证合同条款的模糊表述极易引发争议。例如，合同中仅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未明确保证方式的，根据现行法律应推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需先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并经强制执行无果后，方可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若债权人希望获得连带责任保证，必须在合同中明确使用“连带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规范表述，或约定“保证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直接要求保证人清偿”等具有同等含义的条款。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当事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此类表述因未明确保证期间，根据法律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保证期间作为保证合同的重要期间，其计算方式直接关系到保证人责任的存续与否。保证期间是债权人主张保证权利的法定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约定的期间不得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若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均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实践中，常见的争议情形包括：一是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清偿完毕之日起计算”，此类约定因主债务清偿完毕后保证责任已无存在基础，视为未约定保证期间；二是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但未明确起算点，此时起算点仍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三是主债务分期履行时，保证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例如，在某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债务人分三期支付货款，保证人承诺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约定为“每期债务到期后六个月”，该约定因违反保证期间整体性原则而无效，保证期间仍应从最后一期债务到期日起算六个月。此外，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方式因保证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保证中，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