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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外交文书制度研究

引言

站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开成石经》前，指尖轻触斑驳的石面，恍惚能听见一千多年前驼铃阵阵的丝路回响。那些被墨迹与刀刻凝固的文字，不仅是文明的印记，更是汉唐王朝与周边政权交往的见证。外交文书作为古代国家间政治互动的核心载体，其制度的成熟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王朝的治理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汉代“凿空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与欧亚大陆的深度连接，唐代“万邦来朝”则将东亚封贡体系推向鼎盛。这两个时期的外交文书制度，既有着“汉承秦制”的历史延续，又因时代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将沿着文书的起草、传递、归档脉络，结合具体历史场景，深入剖析汉唐外交文书制度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

一、汉唐外交文书的类型与格式：从简约到精密的演进

1.1汉代：初创期的实用性特征

汉代外交文书的类型可大致分为“国书”“符节”“奏记”三类，每一类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所谓“国书”，是皇帝致外国君主的正式文书。《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携带的国书以“帛书”为载体，开篇必书“皇帝敬问大宛王”，末尾钤“御史大夫章”。这种格式并非随意为之——汉代实行“三公九卿”制，御史大夫主管文书与监察，由其用印既体现权威性，又隐含监督之意。笔者曾在敦煌汉简中见过一枚残损的国书片段，虽仅存“朕闻贵国多善马……”数字，却能感受到汉廷对西域物产的关注，这与当时对抗匈奴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

“符节”则是使者身份的凭证。《汉书·高帝纪》载“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里的“约”便以符节为信。汉代符节多为铜制，分左右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左半由使者持握。张骞第一次出使时，手持的“竹节铜符”长约23厘米（汉制一尺），符身刻有云纹，顶部饰以鸟形，这种设计既符合“天命玄鸟”的祥瑞观念，又便于在风沙中辨识。笔者在甘肃省博物馆见过复制品，触感冰凉厚重，不难想象使者持符穿越匈奴封锁线时，这枚符节既是身份证明，更是精神支撑。

“奏记”是边郡官员向朝廷汇报涉外事务的文书。居延汉简中大量“邮书课”“过所牒”即属此类，内容多为“某月某日，大月氏使者一行七人，马十二匹，经肩水金关入塞，携带葡萄种三斛”。这类文书的格式相对自由，但必须包含时间、人物、事件、物品清单四大要素，体现了汉代对边疆管控的务实态度。

1.2唐代：鼎盛期的体系化建构

唐代国力强盛，外交文书类型在汉代基础上扩展为“制书”“敕书”“牒状”“表章”四大类，每类文书的适用场景、书写材质、用印规格都有严格规定。

“制书”是皇帝颁布重大外交决策的文书，如册封周边君主、宣布和亲等。《唐六典》记载，制书需用“白麻纸”书写（区别于日常公文的黄麻纸），开篇为“门下：朕惟四海一家……”，末尾钤“皇帝之宝”。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唐玄宗册封渤海国国王的制书残卷，虽历经千年，仍可见“渤海郡王大武艺，世笃忠贞……”的墨迹，字体端严，墨色沉郁，与《旧唐书》“凡王言之制有七”的记载完全吻合。

“敕书”用于皇帝对外国君主的日常训谕或答复奏请。《全唐文》收录的《赐新罗王金兴光敕书》中，唐玄宗写道：“卿每陈诚款，朕深嘉之，所请音乐工匠，已令有司发遣。”这类文书多用“黄麻纸”，由中书舍人起草，经门下省审核后颁发。笔者曾对比过汉代国书与唐代敕书的用语差异——汉代多称“皇帝敬问”，唐代则常用“卿”字，这一变化背后是东亚封贡体系中“天可汗”权威的树立。

“牒状”是中央机构与外国使团的往来文书。比如鸿胪寺致日本遣唐使的“入唐关牒”，内容包括使团人数、所携物品、停留期限，甚至具体到“每日给粮米五升，酱半升”。这类文书格式严谨，需加盖“鸿胪寺之印”，且需抄送尚书省、门下省备案。日本《养老令》中“邻国文书”条，几乎完全照搬了唐代牒状的格式要求，可见其影响力之深。

“表章”是外国君主或使团呈递给唐朝的文书。《旧唐书·东夷传》载，百济王扶余义慈曾上表：“新罗闭道，使下国不得朝贡，乞诏新罗除道。”这类文书需用汉字书写（或附汉字译本），开头必称“臣某言”，末尾书“谨奉表以闻”。笔者在西安博物院见过一枚渤海国表章的拓片，字迹虽有些模糊，但“永为藩屏”四字仍清晰可辨，这正是唐代“华夷一体”观念的生动注脚。

1.3从汉到唐的格式演变逻辑

汉代文书格式的核心是“实用”——帛书便于携带，符节易于查验，奏记侧重信息记录；唐代则转向“体系化”——不同文书对应不同等级的外交事务，材质、用语、用印的差异构成了一套精密的等级符号系统。这种演变背后，是汉唐国力的此消彼长：汉代需要通过灵活的文书制度打开外交局面，唐代则需要用规范的文书制度巩固已有的国际秩序。

二、汉唐外交文书的制作与管理：从分散到集中的制度升级

2.1汉代：多部门协作的雏形

汉代外交文书的制作涉及少府、尚书台、大鸿胪三个核心部门。少府下属的“尚方”负责制作符节、封泥等文书载体；尚书台的“主客曹”（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