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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劝退”机构中的越轨标签与再教育政治

摘要：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数字媒介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深度渗透，“网络成瘾”问题已演变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性家庭焦虑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一种以军事化管理和心理干预为主要手段的“电竞劝退”机构应运而生，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商业市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此类机构的内在运作逻辑，聚焦于其如何对青少年进行“越轨”标签的建构与固化，并探讨其所实施的“再教育”实践背后蕴含的微观权力政治。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十位曾进入此类机构的青少年、五位家长以及两位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并结合对机构公开宣传材料的话语分析，探究其完整的干预流程。研究发现，“电竞劝退”机构的核心机制在于一套精巧的“双重标签化”过程：首先，通过援引伪医学话语和量表测验，将青少年的游戏行为“医疗化”，贴上“网络成瘾症”的科学标签；其次，通过不断强化的道德规训，将其进一步定义为懒惰、不孝、缺乏责任感的“品行障碍”，完成道德标签的附加。其“再教育”实践则是一种结合了身体规训、心理重塑与家庭权力重构的“规训组合拳”。通过军事化的身体训练塑造“顺从的身体”，通过封闭环境下的心理辅导与忏悔机制实现思想的“正常化”，并通过介入式的家庭治疗，强化父母的管教权威，最终旨在生产出符合家庭与社会主流期望的“合格”青少年。本文认为，“电竞劝退”机构并非单纯的治疗场所，而是一个执行社会控制功能的微观权力场域。它以商业服务的面目出现，实质上是焦虑的家庭权力向外部规训机构的“外包”，其“再教育政治”的本质，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压力下，对被视为“越轨”的青少年进行身体与思想的双重再造，以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与家庭伦理。

关键词：电竞劝退，越轨标签，再教育，规训权力，家庭政治

一、引言

在数字时代浪潮的席卷之下，电子竞技已从昔日的亚文化圈层，一跃成为产值千亿、拥有庞大用户基础的主流产业。它既是国家认可的体育竞赛项目，也是当代青少年重要的社交与娱乐方式。然而，这一新兴文化现象的另一面，是与之相伴而生的、日益激烈的社会争议与家庭冲突。特别是对于深陷“高考独木桥”教育体制与激烈社会竞争焦虑之中的中国家庭而言，青少年对电子游戏的沉迷，被普遍视为洪水猛兽，是导致学业荒废、亲子关系破裂、未来前途黯淡的罪魁祸首。国家层面时而发出的“精神鸦片”等论调，更加剧了这种社会性的道德恐慌。在这种集体焦虑的催化下，一个特殊的商业领域——“电竞劝退”或“网瘾戒断”机构，应运而生并迅速产业化。

这些机构通常以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为标志，宣称能够通过独特的心理干预、行为矫正和家庭教育指导，将“网瘾少年”拉回“正轨”。它们向绝望的父母们许诺一个脱胎换骨的孩子，其高昂的收费并未能阻挡趋之若鹜的家庭。然而，与其商业上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上不时曝出的关于体罚、虐待、精神控制等负面新闻，以及大量“毕业生”重蹈覆辙的现实。这一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在教育、家庭、技术与权力等多重议题上复杂纠葛的绝佳切口。它不仅关乎青少年的个体命运，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在面对代际冲突与技术变革时的迷茫与阵痛。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这些“电竞劝退”机构是如何定义和建构青少年游戏行为的“越轨”属性，并使其合法化的？其所宣称的“再教育”或“矫正”过程，具体包含了哪些权力技术与规训手段？在这一过程中，机构、青少年和家庭三者之间形成了何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政治互动？为了回应这些核心问题，本研究设定了以下具体目标：首先，运用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系统分析“电竞劝退”机构如何将青少年从“游戏爱好者”转变为“成瘾越轨者”的话语与实践过程。其次，借鉴福柯关于规训权力的理论，深入解剖机构内部的身体训练、心理干预和空间管理技术，揭示其“再教育”的政治实质。最后，探讨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电竞劝退”作为一种“家庭纪律外包”服务的社会文化根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是文献综述部分，梳理越轨社会学、规训权力理论与中国家庭研究的相关成果。第三部分阐述本研究采用的质性案例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研究结果与讨论，将对“越Git”标签的建构过程、再教育的规训组合拳以及家庭权力的重构进行深度呈现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展望，总结研究发现，并探讨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越轨社会学、福柯的权力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家庭与教育研究三大知识板块的交汇之上。对这些领域核心文献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位“电竞劝退”现象的理论坐标，并确立本研究的分析视域。

首先，越轨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的分析工具。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尔明确指出，“越轨”并非行为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社会群体制定规则并将其应用于特定“外人”的结果。越轨行为是被人贴上标签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