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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货币萌芽与交易形式

站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指尖轻触3800年前的陶片，那些粗粝的纹路里仿佛还残留着先民交易时的温度。夏商两代（约前2070年—前1046年）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不仅见证了青铜文明的初兴、城邑的崛起，更在经济领域完成了从原始物物交换到货币萌芽的关键跨越。这种跨越不是突然的裂变，而是农业发展、手工业分化、跨区域需求共同催生的渐变过程。今天，我们不妨沿着考古发现的线索，结合文献片段的蛛丝马迹，去还原那段“以物易物”向“以贝为宝”过渡的生动历史。

一、夏商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交易需求

要理解货币的萌芽，首先得看它生长的土壤。夏商两代的经济结构，恰似一棵逐渐分枝的大树——根是农业的稳固，干是手工业的独立，枝叶则是因分工产生的交换需求。

（一）从“靠天吃饭”到“五谷丰登”：农业的质变

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灰坑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炭化的粟、黍、小麦、大豆遗存；二里头遗址的窖穴中，更出土了大量储存的稻谷。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夏代的农业已摆脱原始采集的粗放，进入“五谷齐备”的稳定阶段。商代甲骨文中“禾”“黍”“麦”等字的频繁出现，以及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石镰、蚌铲等农具，进一步印证了农业的精细化——人们开始用牛耕（卜辞中“犁”字的象形），掌握了灌溉技术（甲骨文中“井”与“田”的组合），甚至有了“丰年”“歉年”的概念。农业的稳定不仅养活了更多人口，更让“剩余产品”成为可能——当一个家庭的粮食除了自给还能多出几袋，交换的种子就埋下了。

（二）“百工”初现：手工业的独立与专业化

如果说农业是经济的基石，手工业则是交换的催化剂。夏代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区，面积达1万平方米，出土的陶范、坩埚碎片显示，这里能铸造礼器、兵器、工具；制陶作坊里，白陶、黑陶的烧造技术已相当成熟，甚至出现了原始青瓷。到了商代，手工业更是细化成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纺织等多个门类。殷墟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一次能铸造数百件青铜器；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涵盖礼器、仪仗、工具、装饰等10余类，显然出自不同工匠之手。当制陶的不再种粮、铸铜的不再织布，他们必须通过交换获取生活所需，这就像给经济机器装了发动机。

（三）“千里求珍”：跨区域资源的刚性需求

夏商先民的生活，远不是“自给自足”四个字能概括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其原料来自湖北郧县；商代妇好墓的7000多枚海贝，绝大多数是来自南海甚至印度洋的货贝；殷墟青铜器的锡料，经检测可能来自云南个旧。这些跨区域的资源需求，让交换突破了部落界限。比如，中原的粮食、陶器需要换南方的盐，东方的海贝需要换西部的玉石，北方的皮毛需要换中原的青铜器。这种“互补型”需求，就像一根无形的线，把分散的部落、方国串成了早期的经济网络。

二、夏代：货币萌芽的“前奏曲”

如果把中国货币史比作一首交响乐，夏代就是那若隐若现的前奏——没有明确的“货币”，但交换规则正在悄悄形成。

（一）“以物易物”的朴素逻辑

在夏代的遗址里，我们很难找到专门的“交易场所”，但交换行为却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二里头遗址的平民墓中，随葬品多是陶鼎、陶罐、石斧，而贵族墓里除了这些，还有绿松石饰、玉璋、青铜牌饰。这种差异暗示：贵族可能通过交换获得了更稀缺的物品。当时的交换规则很简单：“我需要你的，你需要我的”。比如，住在河边的部落用鱼干换山里的兽皮，擅长制陶的家族用陶罐换农民的粮食。但这种交换有个大问题——“需求巧合”太难满足：我有粮食想换陶器，可制陶的人可能刚收了一堆粮食，更想要兽皮，这时候交换就卡壳了。

（二）“特殊商品”的悄然崛起

为了突破“需求巧合”的限制，一些“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开始被优先接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玉钺，虽然主要用于祭祀和礼仪，但考古学家发现，部分玉礼器的制作地点与出土地点并不一致——比如一件玉璋的原料来自陕西蓝田，却出现在河南偃师的贵族墓中。这说明玉可能已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贵族用玉从其他部落换青铜原料，或者用玉作为“信誉凭证”，让交换可以延迟完成。另外，海贝在夏代也开始出现，二里头遗址出土了12枚天然海贝，背部有简单穿孔，可能被串成饰品，但这种“美丽的稀有物”已被先民注意到其潜在的交换价值。

（三）考古实证：二里头的“经济密码”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拼凑出夏代交换的大致图景。在遗址的中心区，有一条宽约10米的道路，路面上有清晰的车辙印，这可能是早期的“商路”；铸铜作坊附近的灰坑里，发现了大量来自长江流域的硬陶片，说明存在远距离的陶器贸易；贵族墓中随葬的青铜牌饰，其镶嵌的绿松石来自1000公里外的湖北，这种“长途运输”不可能靠偶然的馈赠，必然是有组织的交换。更有意思的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着类似“×”“○”的符号，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早期的“记数符号”，用于记录交换的数量——这或许是货币“价值尺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