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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波斯天文学交流史研究

引言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不同文明之间的科技交流始终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与波斯（今伊朗）作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古老文明，其天文学交流史犹如一条隐没在丝路驼铃中的星轨，串联起无数智慧碰撞的瞬间。从张骞凿空西域的驼队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从汉唐宫廷的司天监到波斯马拉盖天文台的穹顶，两国天文学者以星图为纸、算筹为笔，共同书写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史。这段交流不仅塑造了双方天文学的发展路径，更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早期接触：汉唐时期的零星交汇（前2世纪—9世纪）

1.1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天文信息的初步传递

中国与波斯的直接交往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前119年），其副使曾抵达“安息”（即波斯帕提亚帝国），带回“条枝黎轩善眩人”等异域信息。此时虽无明确的天文学交流记载，但丝绸之路的开通已为后续知识传播奠定基础。波斯商人沿河西走廊进入长安，中国丝绸、瓷器西传的同时，包括天文观测技术在内的“奇技淫巧”也成为贸易之外的文化附赠品。

东汉班超经营西域（73—102年）后，双方官方往来更加频繁。《后汉书·西域传》提到安息“画革旁行为书记”，这种“旁行”的书写方式或与波斯楔形文字相关，而文字载体的差异并未阻碍天文符号的传播。例如，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概念，虽源于本土对天体运行的观测，但有学者推测其命名体系可能受到波斯占星术的影响——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已将七曜视为神圣天体，这种观念或随商队传入中国，与本土“阴阳五行”思想融合。

1.2唐代：宗教传播中的天文知识渗透

唐代是中国与波斯交流的高峰期，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与唐朝关系密切，《旧唐书》《新唐书》均设“波斯传”专篇。此时，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等波斯宗教传入中国，宗教活动对天文历法的需求成为知识交流的重要推手。

祆教视天体运行与祭祀时间紧密相关，其祭司（穆护）需掌握精确的星象知识。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881年）用波斯婆罗钵文与汉文合刻，提及“岁在乙未，二月廿四日”，这种日期记录方式融合了中国干支与波斯太阳历，暗示当时在华波斯人已熟悉两种历法系统。此外，唐代官方天文机构“司天台”中出现“波斯天文生”的记载，《唐会要》载“司天台有天文观生、天文生……其员有波斯人”，这些波斯学者可能参与了星象观测或历书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天文著作《开元占经》（约718—726年）收录了大量域外星占内容，其中“波斯七曜历”一节详细记录了波斯对七曜运行周期的计算方法，虽与中国传统历法差异较大，但为后世交流埋下伏笔。如书中提到“波斯历以春分为岁首，月有三十日，余日置闰”，这种阳历体系与中国阴阳合历形成互补，为宋元时期的深度交流提供了早期样本。

二、高峰时期：宋元时代的深度互鉴（10—14世纪）

2.1阿拉伯帝国崛起与波斯天文学的黄金时代

9世纪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定都巴格达，波斯学者在帝国学术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以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约780—850年）、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年）为代表的波斯天文学家，吸收希腊托勒密体系与印度天文知识，形成了以数学计算为核心的“伊斯兰天文学”。此时的波斯天文学已具备三大特征：精密的三角学应用、对行星轨道的几何建模、以及与宗教仪轨（如确定礼拜方向、斋月起始）紧密结合的历法系统。

这些成果通过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商队与使节；二是海上香料之路的阿拉伯商人。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大食馆”（阿拉伯商人聚居区）中，便有精通天文的“蕃客”，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被记录在《萍洲可谈》《梦溪笔谈》等笔记中。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予尝考古今历法，发现西域诸历多用本轮均轮之法”，这里的“本轮均轮”正是托勒密体系经波斯学者发展后的模型，可见北宋学者已注意到波斯天文学的独特方法。

2.2元朝：官方主导的天文合作

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彻底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屏障。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重视科学技术，于至元四年（1267年）征召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Jamālal-Dīn）来华。扎马鲁丁的到来，标志着中波天文学交流进入制度化、规模化阶段。

据《元史·天文志》记载，扎马鲁丁向元廷进献“西域仪象”七件，包括“咱秃哈剌吉”（多环仪，用于测日月位置）、“咱秃朔八台”（方位仪，测星辰方位）、“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等。这些仪器与中国传统浑仪的最大区别在于：波斯仪器采用黄道坐标系（以黄道为基准），而中国多用赤道坐标系（以赤道为基准）。两种体系的碰撞推动了元代天文观测的革新——后来郭守敬（1231—1316年）设计的简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