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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疆域观与地理知识

站在西安大雁塔的飞檐下，望着唐代残留的夯土城墙，总让人想起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再转去杭州的南宋御街，青石板上还留着”山外青山楼外楼”的余韵。唐宋两朝虽相隔不过半个世纪，疆域观与地理认知却经历了从”普天之下”的宏阔到”守在四夷”的审慎，从”博闻强识”的记录到”经世致用”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是王朝兴衰的投影，更是中华文明对”天下”认知的深化过程。

一、唐代：开放包容的”天下”疆域观与地理知识的大拓展

1.1从”天可汗”到都护府：唐代疆域观的政治实践

公元630年，长安太极宫前殿，突厥颉利可汗俯伏称臣，李世民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这个称号背后，是唐代”华夷一体”疆域观的生动体现。不同于汉代”修障塞、饬烽燧”的防御性边疆，唐代更倾向于”羁縻而治”的主动经营。

最能体现这种观念的，是遍布四方的都护府体系。安西都护府治下的龟兹、于阗，北庭都护府统辖的碎叶城，安东都护府管控的平壤，这些地名串起来，就是唐代疆域的生动注脚。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极盛时期的唐王朝，“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疆域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但唐代的疆域观并非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通过”朝贡-册封”体系构建的政治共同体。比如对西域诸国，既设都督府任命当地首领，又派汉官参理；对南诏，既有”云南王”的册封，又保持着文书往来的”君臣之礼”。

这种开放的疆域观，直接推动了地理知识的大发展。当时的鸿胪寺设有专门机构记录”四夷风俗”，每有外国使节来朝，必详细询问其国的山川、道里、土产。《唐六典》中提到的”职方郎中”，职责之一就是”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

1.2从《括地志》到《西域记》：地理知识的体系化与域外探索

如果说都护府是唐代疆域的实体边界，那么地理著作就是认知边界的延伸。贞观年间，唐太宗命萧德言等人编纂《括地志》，这部550卷的皇皇巨著，以”博采方志，得于旧闻”为原则，不仅记录了10道358州的沿革，更详细描述了”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的疆域范围。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次系统整理了”昆仑”“流沙”等传统地理概念的实际所指，将《禹贡》里的”九州”想象，落实到具体的山川形胜。

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将唐代的地理认知推向了新高度。这位僧人用17年时间，跋涉5万公里，记录了138个国家和地区的”风俗之刚柔，水土之风气”。当他在那烂陀寺讲经时，不仅向印度学者解释”支那”（中国）的地理方位，更将葱岭（帕米尔高原）、铁门（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等关键地理节点的信息带回中原。书中对”波谜罗川”（瓦罕走廊）的描述：“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飞沙雨石”，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古地理的重要文献。

唐代的地图绘制技术也达到了新水平。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用”古墨今朱”的方法区分古今地名，其精确度让后世学者惊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五台山图》，虽然是宗教题材，却详细标注了从太原到五台山的200多里路程，包括驿站、河流、寺庙的位置，堪称早期实用地图的典范。

二、宋代：内敛审慎的”中国”疆域观与地理知识的精细化

2.1从”燕云十六州”到”守内虚外”：疆域观的现实转向

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一战大败，太宗乘驴车仓皇南逃。这场战役不仅让北宋失去了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更深刻影响了宋代的疆域观。与唐代的”天下”视野不同，宋代更强调”中国”的核心地位，这种转变既是对现实疆域收缩的回应，也是文化认同强化的结果。

北宋的疆域”东际海，南至五岭，西至岷山、大渡河，北至白沟”，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仅为盛唐的四分之一。面对辽、西夏、大理等政权的并立，宋代的疆域观逐渐从”包举宇内”转向”守在四夷”。这种转变在政策上表现为”守内虚外”——不再追求大规模开疆拓土，而是通过”岁币”“互市”维持边界稳定；在观念上则强调”正统”，比如欧阳修的《正统论》，将”中国”定义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文化政治共同体。

这种内敛的疆域观，反而催生了对核心区域的深度认知。北宋的《元丰九域志》，以”州县废置、户口登耗”为重点，详细记录了23路293州的”土贡”（特产）、“镇市”（商业中心），甚至具体到每个县的”乡数”。这种”精细到乡”的记录，反映出宋代对”有效治理区域”的重视，与唐代”兼包四夷”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2.2从《太平寰宇记》到《诸蕃志》：地理知识的实用化与海洋转向

如果说唐代的地理著作是”通博之学”，宋代的地理记录则更偏向”经世之用”。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虽沿用唐代”十道”分法，但新增了”风俗”“姓氏”“人物”“艺文”等内容，将地理与人文紧密结合。书中对江南地区”桑麻蔽野，丝绵布帛之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