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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民阶层兴起

引言

若说中国古代社会有个“最具烟火气”的朝代，宋代大概当仁不让。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汴河两岸的车水马龙，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喧闹，再到吴自牧《武林旧事》里临安街头“买卖昼夜不绝”的繁华，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与画卷，共同勾勒出一个鲜活的群体——市民阶层。他们不是朝堂上的公卿大夫，不是田垄间的耕织农夫，而是依托城市生长、以工商业为生、用消费与娱乐定义生活的“城里人”。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不仅是经济变迁的产物，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从“贵族—平民”二元对立向“多元阶层互动”转型的关键标志。要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我们不妨从它的“土壤”说起。

一、市民阶层兴起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任何社会阶层的崛起，都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宋代市民阶层之所以能从“市井细民”成长为影响社会风貌的重要力量，首先得益于当时经济领域的三大变革。

1.1农业生产力飞跃：从“足食”到“余粮”

宋代农业的进步，是市民阶层兴起的“第一块基石”。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堪称农业史上的“绿色革命”——这种来自越南的早熟稻种，耐旱耐涝、生长期短，与本土晚稻轮作后，江南地区实现了“一年两熟”，粮食产量激增。据学者估算，北宋时全国耕地面积约5.2亿亩，粮食总产量达1245亿斤，人均占有量约900斤，远超汉唐水平。

更关键的是租佃制的普及。唐代以前，农民多依附于庄园主，人身自由受限；到了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下，土地买卖频繁，租佃关系成为主流。农民只需按契约向地主交租，剩余收成归己，生产积极性高涨。这不仅释放了农业劳动力，更让部分农民得以脱离土地，流入城市谋生。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写的“昼出耘田夜绩麻”，农家既种粮又纺线，正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缩影——而当这种“副业”规模扩大，便为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埋下了种子。

1.2手工业与商业革命：从“官营”到“民营”

如果说农业提供了“余粮”，那么手工业与商业的变革则创造了“机会”。唐代以前，手工业以官营为主，从采矿到纺织，几乎全由官府垄断；宋代却出现了“民营化”趋势。以纺织业为例，北宋时官营织锦院工匠不过千余人，而民间“机户”（家庭纺织作坊）数量却超过十万户，苏州、杭州等地甚至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

商业领域的突破更具标志性。唐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开，日中开市、日落闭市；到了北宋汴京（今开封），坊墙被拆除，商铺可以沿街开设，“侵街”现象屡禁不止，最终演变为“厢坊制”——城市按区域划分为若干厢，每厢下设坊，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空间限制。《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杈子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这种“御街”与商铺并存的景象，正是坊市制度瓦解的明证。

此外，货币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买一匹绢需铁钱2万文，重约500斤），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会子”成为全国性纸币。货币的便利化，极大促进了商品流通，连乡村的“草市”（定期集市）都逐渐演变为固定市镇，如湖州乌青镇“市井繁阜，商肆罗列”，成为连接城乡的经济节点。

1.3城市扩张：从“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

经济的活跃直接推动了城市规模的膨胀。北宋汴京人口超过百万，南宋临安（今杭州）更达150万，远超同期欧洲最大城市（如巴黎、伦敦人口仅数万）。这些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中心（如唐代长安以宫殿、官署为主），而是“经济型城市”——汴京的州桥夜市“卖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临安的“肉市”“鱼行”“米市”“花市”各有分区，“珠子市”一条街就有上百家珠宝店铺。

城市功能的转变，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汴京“坊郭户”（城市居民）占总户数的30%以上，而唐代长安仅为10%左右。这些“新市民”中，有逃离土地的农民，有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有往来南北的商人，也有科举落第的文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市民阶层的“基本盘”。

二、市民阶层的多元构成与生活样态

市民阶层并非单一群体，而是由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复合体”。他们的生活，既充满市井烟火气，又蕴含独特的文化特征。

2.1商人：从“末业”到“社会中坚”

在“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中，商人长期被视为“末业”。但宋代商人的地位却显著提升。这首先得益于商业利润的诱惑：北宋大商人王淮“往来江上，岁入数百万”；南宋海商杨客“泛海至占城国，获净利数十倍”。财富的积累让商人得以购置田产、结交士大夫，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