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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盐铁官营制度

一、引言：从”与民休息”到”国进民退”的历史转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此时距刘邦建立汉朝已过去64年。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史记·平准书》）。但这位年轻皇帝很快发现，表面的繁荣下暗流涌动：北方匈奴持续寇边，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后，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南方两越尚未归附，西南夷有待开发；更棘手的是，山东豪强”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那些靠盐铁发家的巨贾，囤积财富却不肯支援国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经济格局的变革悄然启动。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农令郑当时推荐东郭咸阳、孔仅主持盐铁事务，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尽斡天下盐铁”，汉代盐铁官营制度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行，最终成为支撑汉武盛世的经济支柱。这段历史不仅关乎国家与商人的利益博弈，更折射出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与经济控制的深层逻辑。

二、制度溯源：从自由放任到国家统制的演变轨迹

（一）汉初盐铁政策的”放任之弊”

刘邦初定天下时，面对”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的凋敝，采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宽松政策。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盐铁，一方面是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盐铁业投资大、周期长，民间资本更有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对秦代”收山泽之税”（《汉书·食货志》）苛政的反思。

这种自由政策确实激活了经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蜀地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但到文景时期，弊端逐渐显现：首先是”财役贫”——大商人垄断资源，迫使小民”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晁错《论贵粟疏》）；其次是”权移于下”——盐铁豪商”连车骑，游诸侯”（《史记·平准书》），甚至与地方诸侯勾结，如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列传》），最终引发七国之乱。

（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转向

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首次率军击匈奴，拉开持续44年的汉匈战争序幕。仅元狩四年漠北之战，“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史记·平准书》）。战争消耗远超预期，文景积累的财富”府库益虚”（同上）。此时再看民间：“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同上）——商人囤积居奇，连列侯都要向他们借贷。

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尝试过多种手段：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对商人财产征税；元狩五年”更造钱币”，发行白金三品和三铢钱；甚至”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同上），卖官鬻爵。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直到盐铁官营被提上日程。

（三）关键人物与政策出台

东郭咸阳（齐地大盐商）、孔仅（南阳大铁商）、桑弘羊（洛阳商人之子）这三位与商业渊源颇深的人物，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他们太清楚盐铁业的利润空间——《盐铁论·非鞅》载”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元狩四年，三人联名提出：“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

这段话点出三个要点：山海资源属国家所有；盐由民制（官府提供工具”牢盆”）官收；铁由官营（禁止民间铸造）；严打私产。汉武帝立即批准，“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同上），在各地设立盐官、铁官，标志着盐铁官营制度正式确立。

三、制度运行：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链条控制

（一）管理体系：中央-地方的垂直架构

中央层面，大司农（原治粟内史）成为总领机构，下设斡官、铁市两长丞具体负责。地方上，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全国设盐官32处（分布于27郡）、铁官48处（分布于40郡），覆盖今天的山东、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主要产盐铁区。例如：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产池盐，设盐官；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产井盐，设盐官；南阳宛城（今河南南阳）产铁，设铁官。

这些盐铁官直接隶属于大司农，地方郡守不得干预，形成”垂直管理”体系。盐官设长、丞，铁官设令、丞，属吏包括”卒”（士兵）、“徒”（刑徒）、“工”（工匠）。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陶范上刻有”河一”（河南郡铁官第一作坊）字样，说明官营作坊有严格的编号管理。

（二）盐业：民制官收的”特许经营”

制盐环节，官府招募盐户（称”亭户”“灶户”），提供生产工具”牢盆”（一种铁制煮盐容器）。盐户需”自给费”——承担燃料、人工等成本，煮出的盐必须全部卖给官府，不得私售。《盐铁论·禁耕》载：“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