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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婚礼制度与宗法伦理关系

引言

翻开敦煌莫高窟第128窟的唐代壁画，一组“婚嫁图”正静静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新郎身着青黑色圆领袍，手牵系着红绸的马匹；新娘头戴金钗，盖头下的面容虽已模糊，却能想见她指尖攥紧的丝帕。这不仅仅是一场个人的人生仪式，更是一个家族在宗法伦理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婚礼制度既继承了周汉以来的传统，又因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呈现出新貌。而在这红烛高烧、笙歌绕梁的婚礼背后，始终跳动着宗法伦理的核心脉搏——通过婚姻仪式强化宗族秩序，借助礼仪规范巩固人伦关系。本文将沿着唐代婚礼的“六礼”流程，深入剖析婚礼制度与宗法伦理的互动关系，揭开那场场热闹仪式中隐藏的家族密码。

一、唐代婚礼制度的基本框架：从“六礼”到世俗实践

1.1周礼遗韵：唐代婚礼的“六礼”核心

唐代婚礼的制度根基可追溯至《仪礼·士昏礼》确立的“六礼”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项礼仪在唐代被官方以《唐律疏议》《大唐开元礼》等法典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上至皇室、下至庶民的婚姻规范。

纳采作为首礼，讲究“以雁为贽”。为何选择大雁？《白虎通义》解释：“雁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唐代虽允许用鹅、鸭等替代，但“贽雁”的象征意义始终未变——它既强调婚姻需择良时（与农耕社会的季节观念相关），更暗含“夫为妻纲”的伦理雏形。笔者曾见敦煌文书《下女夫词》中记载，新郎在纳采时需口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奉以雁贽，求结好逑。”这短短几句，既是对女方的礼敬，更是对宗法伦理中“男女有别”的初次宣告。

问名紧随其后，核心是“问女之姓氏，归卜于庙”。这里的“问名”绝非简单询问名字，而是要明确女方的门第、嫡庶身份、生辰八字。例如，士族之女若为嫡出，其“名”的分量便远重于庶出之女或寒门女子。《唐会要》记载，贞观年间山东士族崔氏嫁女，“问名”环节竟耗时三月，不仅要核查三代谱系，还要确认女方母族是否有“失德”记录。这种严格的“问名”程序，本质上是宗法伦理中“门当户对”“血统纯正”观念的制度化体现。

纳吉是“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告之”。唐代的“卜”已从龟甲占卜演变为更世俗的“合八字”，但核心仍是“告于祖先”。无论官宦之家还是普通百姓，纳吉时都要在祠堂或正厅设香案，将男女八字写在红纸上，供于祖先牌位前。笔者在西安碑林见过一方唐代《郑氏婚书》碑刻，其中记载：“纳吉之日，焚香三柱，跪告高祖考妣：今有子某，将娶某氏女，八字相合，吉兆已现，伏乞庇佑。”这一仪式将婚姻的决定权从“当事人”转移到“祖先”，实则是通过祖先权威强化宗族对婚姻的掌控。

纳征即“纳币”，是男方将聘礼送达女方的环节。唐代聘礼种类繁多，《通典》记载“玄纁、束帛、俪皮”为基础，富贵人家则会增加金银器、丝绸、牲畜等。但聘礼的规格有严格等级限制：五品以上官员聘礼“玄纁五匹，束帛十匹，羔羊二”，庶民则“玄纁二匹，束帛五匹，鹅一只”。这种差异绝非简单的经济区分，而是宗法伦理中“贵贱有等”的直接体现。正如《唐律疏议·户婚》所言：“聘财有差，所以别尊卑也。”

请期是“择好日以告婚期”。唐代择日讲究“避三煞（劫煞、灾煞、岁煞）”“合阴阳”，但更重要的是要与家族重大事件（如祭祀、长辈寿辰）避开。笔者曾查阅《唐代婚姻契约汇编》，发现多数请期文书中都会注明：“谨择某月某日，非犯祖忌，非冲尊长，吉辰良时。”这种对家族时间秩序的尊重，本质上是宗法伦理中“家族利益高于个人”的时间投射。

亲迎是婚礼的高潮，即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唐代亲迎有“催妆”“障车”“跨火盆”等习俗，但最能体现宗法伦理的是“共牢合卺”。共牢指夫妻共食同一牲畜的肉，合卺是将瓠瓜一分为二，夫妻各执其一饮酒。《礼记·昏义》说：“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唐代虽将卺杯改为更精美的“交杯酒”，但“合体”的核心未变——通过饮食同器，象征夫妻从此成为家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共同承担延续宗族的责任。

1.2世俗流变：唐代婚礼的地域与阶层差异

尽管“六礼”是制度框架，但唐代社会的开放包容使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与阶层特色。

在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士族婚礼严格遵循“六礼”，甚至将“问名”环节细化为“三代谱牒核查”“母族德行考察”。例如，韦氏家族嫁女时，不仅要确认男方是否出自“五姓七望”，还要派专人到女方祖籍地查访，确保“血统纯净”。而在敦煌、凉州等边疆地区，受胡风影响，婚礼中出现“青庐交拜”（在帐篷中举行仪式）、“撒帐”（向新人抛撒谷物）等习俗。敦煌文书《婚礼程式》记载：“青庐立户外，夫妇入帐，女亲歌《撒帐词》：‘一撒帐，贺新郎，夫妻百岁共鸳鸯……’”这种融合胡汉的仪式，看似与中原不同，实则仍在强化“夫妻一体、家族延续”的宗法内核。

从阶层看，皇室婚礼最能体现宗法伦理的“极致化”。《唐会要·婚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