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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罪

一、引言：当山体”伤疤”成为法律之痛

记得几年前到西南某山区调研，车过一片裸露的山体时，同行的老支书叹了口气：“这片山以前全是树，绿得能滴出油。现在倒好，挖砂的挖砂，采石的采石，雨水一冲，泥汤子直接灌进田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山体像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裸露的岩石在阳光下泛着惨白的光，曾经清澈的山溪变成了浑浊的泥流。后来才知道，这片”伤疤”的背后，是一起持续两年的非法采矿案——几个村民没办任何手续，用挖掘机在河道和山体疯狂挖掘，不仅掏空了河床，还导致下游三个村庄的饮用水源重金属超标。

这只是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矿产资源需求激增，一些人为了短期利益铤而走险，从河道偷采河砂到山体盗挖矿石，从个体小打小闹到企业越界开采，非法采矿行为不仅吞噬着有限的矿产资源，更像一把”环境刻刀”，在大地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而”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罪”这一法律利剑，正是为了斩断这只”黑手”，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二、法律定位：从”资源犯罪”到”环境犯罪”的认知跃升

要理解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罪，首先得理清它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专设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其中第343条明确规定了”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这两个罪名看似相近，实则有本质区别：非法采矿罪重点打击”无资格开采”或”超范围开采”的行为，而破坏性采矿罪则针对”有资格但乱开采”的行为。但无论是哪种，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核心——对环境的破坏。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司法实践更侧重打击非法采矿的”资源侵占”属性，比如计算盗采矿产的经济价值。但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法律对非法采矿的评价标准逐渐从”资源损失”向”环境损害”延伸。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该《解释》不仅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作为入罪标准之一，还明确”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等特殊区域非法采矿要从重处罚，这意味着法律对非法采矿的规制，已经从单纯的”资源保护”升级为”资源+环境”的双重保护。

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如果有人在普通山区盗采10万元的矿石，可能仅按盗采价值定罪；但如果在自然保护区内盗采，即使价值只有5万元，也可能因为破坏生态环境而被加重处罚。这种变化背后，是法律对”环境价值”的重新认识——矿产资源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破坏矿产资源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植被损毁、水土流失、生物链断裂等连锁环境问题。

三、构成要件：揭开”非法采矿”的法律画像

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罪，需要从四个要件逐一分析，就像给嫌疑人画”法律画像”，缺了任何一个”特征”都无法定罪。

（一）客体要件：双重保护的法益边界

非法采矿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制度（比如采矿许可证制度、矿区规划制度），也包括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这就像一个”双保险”——即使行为人没有直接造成严重环境损害，只要违反了矿产资源管理秩序，也可能构成犯罪；而如果同时造成了环境损害，就会面临更重的处罚。

比如，某企业虽取得了A矿区的采矿许可证，但为了多赚点钱，偷偷在相邻的B矿区（未获批）开采。此时，即使B矿区的矿石价值不高，也没有造成明显污染，其行为已经破坏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秩序，可能构成非法采矿罪；如果在开采过程中导致B矿区山体滑坡，压毁了一片公益林，那就同时破坏了环境法益，量刑时会考虑这一情节。

（二）客观要件：三类典型行为模式

根据《刑法》第343条和《解释》的规定，非法采矿的客观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具体的表现形式：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

这是最常见的类型，通俗说就是”没证挖矿”。比如，个人在河道里用抽砂船偷采河砂，农民在自家承包地里挖页岩卖钱，这些行为都因为没有取得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属于典型的非法采矿。需要注意的是，“未取得许可证”不仅包括完全没证，还包括”许可证被注销、吊销后继续开采”的情况。曾有一个案例，某采石场因环保不达标被吊销许可证，但老板觉得”设备都买了，不挖亏了”，偷偷恢复生产，最终被以非法采矿罪定罪。

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

国家规划矿区（比如大型稀土矿基地）、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价值的矿区（比如战略能源储备区）都是受特殊保护的区域，即使有其他区域的采矿许可证，也不能擅自进入这些”禁区”。还有一种情况是”越界采矿”，比如某企业获准在C矿区开采，但为了多采矿石，偷偷挖到了相邻的D矿区（属于其他企业的合法矿区），这种”越界”行为也属于非法采矿。

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黄金、钨、锡、锑、离子型稀土等矿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