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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金调整

一、引言：从一起常见纠纷看违约金调整的现实意义

去年秋天，我在社区普法讲座上遇到了做小生意的王大姐。她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合同直叹气：“我和批发商签了供货协议，说好延迟交货一天赔5000块，结果对方晚了10天，我按合同要5万赔偿，可对方说我实际损失才1万，法院肯定会少判。您说这合同是不是白签了？”王大姐的困惑，折射出普通民众对违约金调整规则的认知盲区——明明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条款，为何法院能“随意”改动？

这不是个例。据统计，民商事案件中约30%的合同纠纷涉及违约金争议，其中超半数当事人会提出调整请求。从商铺租赁的“高额空房费”到建设工程的“日万分之五罚息”，从民间借贷的“翻倍利息”到劳动合同的“竞业限制违约金”，违约金调整问题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动着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要理解这一规则，我们需要从法律定位、调整逻辑到实务操作逐层拆解。

二、违约金的法律定位：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双重属性

（一）《民法典》框架下的规范基础

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5条，关于违约金的规定清晰明确：“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这条规定揭示了两个核心要点：首先，违约金以“约定”为前提，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其次，法律保留了司法调整权，防止约定条款偏离公平轨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如货物降价损失、额外运输费用），还包含可预见的间接损失（如因延迟交货导致的客户违约金、错失的交易机会）。

（二）司法实践对违约金性质的共识

早期司法实践中，曾有观点认为违约金具有强烈的惩罚性，甚至允许“以罚代赔”。但随着《民法典》的实施，主流裁判思路已明确：违约金的首要功能是补偿守约方因违约遭受的损失，惩罚性仅作为补充。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举个简单例子：小张租了间门面卖奶茶，合同约定提前退租需支付3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后来小张因生意亏本提前2个月退租，房东实际找新租客用了1个月。此时3个月租金（假设每月8000元）明显超过房东1个月的空房损失（8000元），法院大概率会将违约金调整为1-2个月租金，既弥补房东损失，又不过度加重小张负担。

三、为何需要调整：合同自由与公平正义的平衡艺术

（一）合同自由的边界：绝对约定主义的现实困境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这是民法的经典格言。但现实中，合同双方的地位往往并不平等：大公司可能用格式条款约定“违约即赔合同总价30%”，小商户为促成交易只能签字；劳动者为获得岗位，被迫接受“离职赔偿10万元”的显失公平条款；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约定超高违约金，意图通过诉讼牟利。如果完全尊重“绝对约定主义”，相当于放任强势方“合法欺负”弱势方，这显然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二）公平原则的要求：防止“天价违约金”与“象征性赔偿”

实践中常见两种极端：一种是“天价违约金”，比如某工程合同约定“延迟一天完工赔10万元”，而实际每天损失仅1万元；另一种是“象征性赔偿”，比如借款合同只约定“违约赔100元”，但实际逾期利息每月就有5000元。前者会让违约方承担远超实际损失的责任，后者则让守约方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法律赋予法院调整权，就是要将违约金拉回“合理区间”，让责任与损害基本相当。

（三）诚实信用的延伸：遏制机会主义违约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允许调整，是不是鼓励违约？”恰恰相反。合理的违约金调整机制，能遏制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是守约方利用违约金条款“敲竹杠”，二是违约方恶意逃避责任。比如，某公司因市场价格上涨故意延迟交货，想等买家着急时坐地起价，此时法院若严格按实际损失调整违约金，反而可能纵容这种恶意违约；但如果违约金适当高于实际损失（但不过分），就能起到震慑作用，促使双方更谨慎地履行合同。

四、如何调整：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与考量因素

（一）启动调整的前提：当事人提出请求

需要明确的是，法院不会主动调整违约金。这是“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如果守约方不提“违约金过高”，法院不会主动审查；同样，违约方若不主张“违约金过低”，法院也不会主动调高。这就提醒我们：在诉讼中，一定要明确提出调整请求，否则可能“吃哑巴亏”。

比如，李阿姨把房子卖给老张，合同约定老张逾期付款每天赔500元。后来老张晚付了20天，李阿姨起诉要1万元。老张觉得每天500元太高，但开庭时只说“我不是故意的”，没提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