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学生的合同.docVIP

学校与学生的合同

学校与学生的合同关系是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基础框架，它以法律规范为依托，以教育目标为导向，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双向约定，构建起校园治理的动态平衡。这种合同关系并非单一的书面协议，而是由法律法规、校规校纪、教育服务内容共同构成的复合型契约体系，既包含显性的制度条款，也隐含着教育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深层共识。

一、合同关系的法律属性与构成要素

学校与学生的合同关系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但其主体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相关规定，学校作为具备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形成的是“教育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享有法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这种合同关系的构成要素具有鲜明的教育特征：在主体方面，学校以“教育者”身份履行管理职责，学生则以“受教育者”身份享有学习权利；在客体方面，合同指向的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等无形资产的交付；在内容方面，权利义务的设定需符合教育公平、立德树人等公共利益原则，而非单纯的意思自治。

从合同形式来看，学校与学生的合同呈现“显性+隐性”的双重结构。显性条款包括招生简章中的培养方案、学籍管理规定、收费标准等书面文件，这些内容构成合同的核心条款，对双方具有直接约束力。例如，学校在招生简章中承诺开设的特色课程、提供的实践资源，一旦学生入学即视为合同成立，学校不得擅自变更；学生则需按规定缴纳学费、遵守考勤制度，否则将承担违约后果。隐性条款则体现在教育过程中的附随义务，如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责任、心理健康辅导义务，以及学生对校园公共秩序的维护责任等，这些内容虽未完全通过书面形式明确，却基于教育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成为合同的默示组成部分。

二、权利义务的双向平衡与动态调整

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明显的对应性，任何一方的权利实现都以另一方义务履行为前提。学校的权利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管理权、学术评价权和校园秩序维护权：前者体现为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组织考试考核的自主权，例如高校有权根据学科发展调整专业课程体系，但调整需遵循“合理性原则”，并提前告知学生；学术评价权则涉及学生成绩评定、学位授予等核心教育环节，学校需建立公正透明的评价标准，避免主观随意性。学生的权利则聚焦于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包括平等入学机会、课程选择权、学术自由权、申诉权等，其中受教育权的保障是合同的核心价值，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学校不得因非学术原因剥夺学生的学习资格。

在义务层面，学校需履行教育服务提供义务、公平对待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教育服务提供义务要求学校配备合格师资、完善教学设施，确保教育质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例如中小学需按照课程标准开齐开足所有科目，不得随意削减课时；公平对待义务则禁止学校因学生性别、家庭背景、身体状况等因素实施歧视行为，特殊教育学校更需为残疾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学生的义务则包括遵守校规校纪、完成学习任务、维护学校声誉等，例如按时参加教学活动、提交课程作业、遵守考试纪律等，这些义务的履行是保障教育秩序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教育阶段、学生年龄、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在义务教育阶段，合同关系具有强制性和普惠性，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例如政府承担免费教育义务，学生享有无条件入学权利；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合同关系更强调意思自治，学生可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学校也可通过自主招生设定录取条件，但双方约定不得违反教育公平原则。此外，随着数字化教育的普及，合同内容还需纳入线上教学服务质量、网络数据安全等新要素，例如学校需保障在线教学平台的稳定性，学生则需遵守网络学习纪律，不得传播不良信息。

三、合同履行中的争议类型与解决机制

尽管合同关系以合意为基础，但在履行过程中仍可能因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产生争议。常见的争议类型包括教育服务质量纠纷、管理行为合法性纠纷、学术评价争议等。教育服务质量纠纷多源于学校未兑现招生承诺，例如未开设宣传中的实验室、缩减实践教学环节等，此类争议需以招生简章、培养方案等书面文件为依据，判断学校是否构成违约。管理行为合法性纠纷则涉及校规校纪的合理性问题，例如学校制定的“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限制校外住宿”等规定，需符合比例原则，即管理措施与教育目的之间需具有合理关联，且对学生权利的限制最小化。

学术评价争议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典型纠纷，集中体现为学生对成绩评定、学位授予结果的异议。此类争议的解决需兼顾学术自治与程序正义：一方面，学校享有学术评价的专业自主权，例如教授对学生论文的学术水平判断应得到尊重；另一方面，评价过程需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建立申诉渠道，例如学生对成绩有异议时，学校应提供试卷查阅、评分标准说明等救济途径。2020年某高校“因学生体测未达标拒授学位”纠纷中，法院最终判决学校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