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兵役制的制度变迁.docxVIP

唐宋兵役制的制度变迁

引言

兵役制度是古代国家军事体系的核心支柱，其变迁既折射出政治经济的深层变动，也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兴衰存亡。唐宋两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兵役制度经历了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到“职业募兵”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土地制度瓦解、边疆压力加剧、中央集权调整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我们既能看到制度设计者的智慧与局限，也能触摸到普通士兵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

一、唐前期：府兵制的鼎盛与内在矛盾

1.1府兵制的起源与唐代的完善

府兵制并非唐代首创，其源头可追溯至西魏北周时期。当时为应对频繁的战争，宇文泰将鲜卑部落兵制与汉魏以来的兵制结合，设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形成兵农合一的军事组织。到了唐代，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对其进行系统改造，使其成为支撑帝国军事的核心制度。

唐代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全国设折冲府（贞观年间约634个），分属中央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折冲府按规模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辖1200人，中等1000人，下等800人。府兵的选拔以“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为原则，从21岁到60岁的均田农民中挑选。这些士兵平时务农，农闲时由折冲都尉组织训练，战时则由中央临时任命的将领统领出征，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这种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寓兵于农”：士兵无需脱离生产，国家节省了巨额养兵费用；将领无固定兵权，避免了尾大不掉的隐患；均田制下的土地分配，又为府兵提供了经济基础。太宗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府兵“北击突厥、西平高昌、南定百越”，成为大唐开疆拓土的核心力量。

1.2府兵制的潜在危机

但府兵制从诞生起就埋下了隐患。首先是“自备装备”的负担。按规定，府兵需自带弓一张、矢三十、横刀一口，战马或驮马（骑兵）还需自备草料。《新唐书·兵志》记载，普通士兵“麦饭盐酪，皆自赍持”，遇长途出征，甚至要变卖家产凑路费。唐高宗时期，诗人杨炯在《从军行》中写“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看似慷慨，实则暗含底层士兵的辛酸——那些“牙璋辞凤阙”的将士，行囊里装的不仅是报国之志，还有妻子连夜缝制的粗布衣裳和老父卖掉半亩田换来的盘缠。

其次是“番上”制度的崩溃。“番上”指府兵按距离长安的远近，轮流到京师宿卫（如五百里内五番，千里外七番，最远十二番）。随着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人口增长导致授田不足），许多府兵失去经济来源，却仍要承担沉重的番役。《通典》记载，玄宗开元年间，“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迁，士人皆耻为之”。有些士兵为逃避兵役，甚至自断手足，时人称为“福手福足”。

更关键的是边疆形势的变化。唐初“内重外轻”，关中地区集中了全国40%的折冲府，足以震慑四方。但高宗后，突厥复振、吐蕃崛起，边疆需要常驻军队。府兵“三年一换”的轮戍制难以适应长期作战需求，边将为稳定军心，开始截留士兵延长戍期，“壮龄应募，华首未归”成为常态。府兵制的“兵农合一”本质，与边疆战争的“职业化”需求产生了根本矛盾。

二、唐中后期：募兵制的兴起与藩镇之祸

2.1从“彍骑”到“长征健儿”：募兵制的初步确立

面对府兵制的崩溃，唐玄宗不得不寻求变革。开元十年（722年），宰相张说提出“募士宿卫”，在长安周边招募13万职业兵，号“彍骑”。这些士兵由国家供给粮饷，免除赋役，专司京师卫戍。彍骑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兵役制从“兵农合一”向“职业募兵”的转折——士兵不再需要务农，而是以当兵为职业；装备由国家统一发放，训练更加专业化；但国家财政也因此背上了沉重负担（《资治通鉴》载，彍骑年饷约需百万贯，相当于关中一年的租调收入）。

如果说彍骑是中央对宿卫体系的改革，那么“长征健儿”则是边疆军事需求的产物。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下诏：“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称为“长征健儿”（后称“官健”），由国家终身供养，家属可随迁至边镇，分配土地。至此，边疆驻军从轮戍的府兵变为常驻的职业兵，边将的权力也随之膨胀——他们不仅掌握兵权，还控制着当地的财政与行政（如节度使兼管屯田、度支），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2.2藩镇兵的崛起与中央军力的衰微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代兵役制变迁的转折点。叛乱爆发时，中央彍骑因长期缺乏训练，“闻战鼓而色变，见刀枪而股栗”，根本无力平叛。最终依靠的是朔方、河东等藩镇的“官健”。叛乱虽平，但藩镇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节度使自行招募“牙兵”（亲兵），这些士兵“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如魏博镇的“牙军”，“丰给厚赐，不胜骄宠”，甚至能废立节度使。

与此同时，中央为重建军力，开始招募“神策军”。神策军原本是陇右的边军，安史之乱中护驾有功，被收编为禁军。德宗时期，神策军规模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