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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执行框架的操作性改革方向

引言

站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十字路口，货币政策如同经济肌体的”血脉调节器”，其执行框架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平稳性与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金融市场深度变革以及全球货币环境复杂性升级，传统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企业融资成本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市场预期与政策信号的偏差……这些现实问题都在倒逼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让货币政策操作更精准、传导更顺畅、效果更可预期？本文将围绕货币政策执行框架的操作性改革方向展开探讨，既立足我国实践，也借鉴国际经验，力求为理解这一关键改革提供多维视角。

一、当前货币政策执行框架的现实图景与核心矛盾

要谈改革方向，首先得理清现状。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的演进，本质上是一部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调整史”。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指标为中介目标的调控模式，曾凭借”简单直接、见效快”的特点，为经济扩张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但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模式的”不适应感”愈发明显。

（一）数量型调控的边际效用递减

从理论逻辑看，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货币需求函数的可预测性。但现实中，金融创新的加速（如资管产品、同业业务的发展）使得货币层次的边界日益模糊，M2等指标对实体经济的映射能力减弱。举个直观的例子：以前银行主要通过存贷款业务创造货币，现在理财、信托等表外渠道同样参与信用创造，单纯监测M2可能漏掉大量”影子货币”，导致调控信号失真。

（二）价格型调控的基础尚不牢固

尽管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政策利率体系（如OMO逆回购利率、MLF利率）逐步清晰，但价格型调控的”传导链条”仍存在断点。比如，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机制尚未完全与政策利率同步，部分中小银行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不足；企业融资仍存在”利率双轨”现象——优质企业能以接近政策利率的成本融资，而小微企业可能仍面临较高的风险溢价。

（三）结构性矛盾对总量工具的挑战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更多表现为结构性问题：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融资不足并存，大型企业资金冗余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交织。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大水漫灌”，加剧资源错配；而过度收紧又可能误伤优质企业。这就要求货币政策操作既要保持总量适度，又要具备”精准滴灌”的能力，传统框架在这方面的工具储备和操作经验都有待提升。

二、操作性改革的核心逻辑：从”量”到”价”、从”粗”到”精”的范式转换

面对上述矛盾，改革的方向已逐渐清晰：推动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同时强化结构性调控能力，最终构建”总量适度、价格有效、结构精准、预期稳定”的现代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这一转型不是简单的工具替换，而是涉及操作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预期管理等多个维度的系统重构。

（一）操作目标：从”数量锚”转向”利率锚”

操作目标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指南针”。在数量型框架下，央行通过调控基础货币量间接影响M2等中介目标；而在价格型框架下，操作目标转向短期市场利率（如DR007，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通过引导短期利率稳定，进而影响中长期利率和实体经济。

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能够准确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央行可有效调控的基准利率。近年来，我国以DR007为代表的市场利率波动性明显下降，与政策利率（OMO逆回购利率）的相关性显著增强，已经具备成为”利率锚”的基础。但要让这个”锚”更稳固，还需要两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丰富市场主体类型，避免单一机构行为过度影响利率波动；二是完善利率走廊机制，通过设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如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SLF利率为上限），将市场利率约束在合理区间，降低央行日常操作的频率和成本。

（二）政策工具：从”总量工具箱”到”总量+结构双轮驱动”

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的”操作抓手”。传统框架下，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总量工具是主力，但面对结构性矛盾，需要更多”定向工具”。近年来，我国在结构性工具创新上已迈出重要步伐：比如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通过较低的资金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薄弱领域的支持；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激励银行向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通过激励资金引导银行增加小微贷款投放。

这些结构性工具的创新，本质上是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行为。但要让这些工具更高效，还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工具的”精准度”，避免资金”跑冒滴漏”，比如建立更严格的资金使用监测机制；二是工具的”可持续性”，明确结构性工具是阶段性还是长期性安排，避免市场形成”政策依赖”。

（三）传导机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