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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引言

站在金融发展的长河边回望，金融自由化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改革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初步尝试，到90年代东亚地区的加速推进，再到21世纪新兴市场的深度参与，它始终是全球经济舞台上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血液中枢”，其风险承担行为不仅关乎自身存亡，更与企业融资、居民财富、经济波动紧密相连。当金融自由化的“闸门”逐渐打开，利率管制的坚冰开始消融，外资银行的竞争脚步越来越近，资本跨境流动的渠道日益畅通，银行的风险偏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变得更谨慎，还是更激进？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哪些经济逻辑？又该如何在开放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更是政策制定者的现实课题。

一、金融自由化：内涵、演进与核心特征

要理解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首先需要厘清“金融自由化”的本质。简单来说，金融自由化是对传统金融抑制政策的系统性突破，其核心是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这一过程绝非“一放了之”，而是包含多个维度的复杂改革。

1.1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维度

从实践来看，金融自由化通常包含四大支柱：第一是利率市场化，即取消对存贷款利率的行政管制，让资金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过去很多国家为了扶持工业发展，人为压低存款利率、限制贷款利率上限，看似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实则扭曲了资金配置效率，还导致银行利差收窄、盈利压力增大。第二是市场准入放松，既包括放宽国内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限制，也包括降低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比如曾经某国规定新设银行需经严格的行政审批，民营资本几乎被排除在外，而自由化后这类限制逐步取消，市场竞争主体显著增加。第三是资本账户开放，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企业和个人可以更便利地进行跨境投融资。这一改革能吸引外资、提升金融市场深度，但也可能带来热钱冲击的风险。第四是金融业务多元化，放宽银行的业务范围限制，比如允许银行从传统存贷业务向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拓展，打破分业经营的界限。

1.2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演进轨迹

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为自由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拉美国家率先试水，阿根廷、智利等国大幅放松利率管制和外资准入，但由于配套监管缺失，很快引发了银行危机。80年代，发达国家加入浪潮，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修订放松分业限制，日本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开放中逐步完善监管体系，风险相对可控。90年代至今，新兴市场成为主角，东南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中快速开放资本账户，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开放过快的弊端；中国则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风险防控与开放节奏同步推进。

1.3金融自由化的“双面性”共识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通过竞争提升银行效率——当更多银行进入市场，为了吸引客户，银行会优化服务、降低手续费、创新产品；利率市场化让资金流向回报更高的领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业务多元化则帮助银行分散风险，避免过度依赖存贷利差。但另一方面，自由化也可能放大风险——竞争加剧可能迫使银行“铤而走险”，为了维持利润转而发放高风险贷款；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引发汇率波动和银行流动性危机；监管放松可能让部分银行钻空子，进行高杠杆投机。这种“效率提升”与“风险放大”的矛盾，正是理解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变化的关键。

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界定、测度与现实表现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风险承担”是其日常经营的核心环节。但究竟什么是“风险承担行为”？它包含哪些具体表现？又该如何衡量？这些问题需要逐一拆解。

2.1风险承担行为的内涵与分类

简单来说，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是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主动或被动承担的各类风险敞口，以及为追求收益而采取的风险偏好策略。从风险类型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信用风险，即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本付息的风险，比如银行向高负债率企业发放贷款，或降低房贷首付比例；二是市场风险，由利率、汇率、股价等市场变量波动引发的风险，比如银行持有大量外汇头寸，当本币大幅贬值时就会遭受损失；三是流动性风险，银行无法及时满足客户提款或偿还债务的风险，比如过度依赖同业拆借资金，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可能引发挤兑。

从行为动机看，风险承担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主动型风险承担是银行基于收益-风险权衡的自主选择，比如为了提高净息差，主动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被动型风险承担则是外部环境倒逼的结果，比如经济下行期优质客户减少，银行不得不转向风险更高的中小企业。

2.2风险承担的测度方法与指标选择

学术界常用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