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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阅读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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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南音，又称“南管”“南乐”“弦管”，是流行于闽南地区及台湾、港澳，以及东南亚闽南语系华侨聚居地的古老乐种。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语称其“保留了唐宋以来中原雅乐的遗响，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统音乐形式之一”。

一、历史脉络：从中原雅乐到闽南基因的千年流转

南音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五代时期。据《泉州府志》载，唐僖宗年间，中原士族为避战乱大规模南迁至泉州，将宫廷宴乐、寺庙法曲与民间俗乐带入闽南。这些音乐形式在保留“雅乐”规范的同时，逐渐吸收闽越族“断发纹身”文化中的灵动韵律，形成早期南音的雏形。北宋时期，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带来的多元文化为南音注入新元素：阿拉伯乐器“乌德”经改良成为南音主奏乐器“二弦”；印度佛乐的唱诵节奏与闽南民歌的“滚门”（曲牌联套结构）融合，形成独特的“指”“谱”“曲”体系——“指”为有词有谱有琵琶弹奏指法的套曲，多为历史故事；“谱”是无词的器乐曲，以自然意象为主题（如《八骏马》《梅花操》）；“曲”则是短小精悍的抒情小调，贴近市井生活。

至明清，南音进入鼎盛期。泉州城内外“郎君社”“回风阁”等民间社团林立，每逢中秋“郎君爷”（南音祖师，传为后蜀皇帝孟昶）诞辰，各社便在天后宫外搭台“会唱”，以曲会友。清乾隆年间，晋江人王大浩整理《泉南指谱重编》，首次系统记录36套“指”、10大“谱”及千余首“曲”，使南音从口传心授转向文本传承。近代，因战乱与西方音乐冲击，南音一度式微，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非遗热”兴起，泉州成立南音传承中心，恢复社团活动，才逐渐走出濒危困境。

二、艺术特征：活态的唐宋音乐“活化石”

南音的“古”，首先体现在乐器组合上。其主奏乐器为“四管”：洞箫（唐制“尺八”遗制，管长一尺八寸，音色清幽）、二弦（以蛇皮蒙面，琴筒短小，模仿唐“奚琴”的高音区音色）、琵琶（横抱弹奏，保留唐“阮咸”持法）、三弦（与宋“三弦”形制几无差异）。四管之外，拍板（由五片檀木组成，仿唐“檀板”）掌控节奏，形成“丝竹相和，板眼分明”的独特音响。

其次是记谱方式。南音使用“工尺谱”，但与其他地区工尺谱不同，其“上、尺、工、凡、六、五、乙”七音对应固定音高（C调），且保留“倍工”“倍凡”等古音阶变音，记录了唐宋“燕乐二十八调”的音阶特征。例如，名曲《山险峻》的曲谱中，“倍凡”音的运用使旋律产生“凄清而不失婉转”的效果，与《乐府诗集》中“清商乐”的“楚调”特征高度吻合。

演唱方式更具古风。南音歌者遵循“依字行腔”原则，以闽南语“文读”（接近古代汉语的发音体系）咬字，强调“腔多字少”的拖腔艺术。如《因送哥嫂》中“哥”字拖腔长达8拍，歌者需运用“气震音”技巧，使声音如“春涧流泉，时急时缓”。这种演唱法与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唐代乐舞壁画中歌者的口型、气息控制方式完全一致，印证了“南音是流动的唐乐”之说。

三、文化功能：闽南社会的精神脐带

在传统闽南社会，南音是连接宗族、信仰与生活的文化纽带。晋江安海镇“兴贤社”的老艺人们记得，过去每逢宗族祭祖，必以《百鸟归巢》开场，用百鸟和鸣的乐声象征族人团聚；婚丧仪式中，“红事”唱《共君断约》（表达坚贞爱情），“白事”奏《阳关三叠》（寄托追思之情），音乐成为情感表达的“通用语言”。

南音更承载着闽南人的文化认同。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成立，由南渡的泉州籍商人发起，每月十五设“雅集”，无论贫富，只要会唱南音即可入社。社长陈先生回忆：“那时南洋华人常被问‘你们是哪国人’，我们就唱《八骏马》——马是中原的马，调是老家的调，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如今，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共有40余个南音社团，每年“国际南音大会唱”吸引全球200多个团队参与，音乐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身份证。

四、传承之困：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

尽管南音已被列入“世遗”，其传承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传承人断层。目前泉州专业南音演员仅80余人，平均年龄52岁，能完整演奏36套“指”的艺人不足10人。老艺师苏统谋感叹：“教年轻人难啊，现在的孩子坐不住，学三个月‘指’的套曲，嫌太长太闷。”其次是传播渠道单一。传统南音演出多在祠堂、古厝，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接触机会少。某高校调查显示，90后闽南青年中，能听出南音与普通民歌区别的仅占18%。最后是商业化冲击。为吸引游客，部分景区将南音改编为快节奏“串烧”，删除复杂的拖腔与变奏，导致“原真性”受损。

但转机也在显现。2020年，泉州南音艺术学院成立，将南音纳入中小学“非遗必修课”，开发“南音数字博物馆”（包含3D乐器模型、AR曲谱互动等功能）；2022年，青年歌手与南音社团合作推出“古曲新唱”专辑，用电子乐伴奏《梅花操》，在B站播放量超500万次；海外社团则创新“线上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