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边防财政压力研究.docxVIP

宋代边防财政压力研究

引言

翻开《宋史·食货志》，“积贫积弱”四字如重锤叩心。这个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的王朝，却始终被边防财政的枷锁所困。从太祖”杯酒释兵权”到徽宗”联金灭辽”，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熙宁变法，贯穿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除了诗词书画的风雅，更有军费开支的沉重、赋税征收的苛繁、民生困顿的叹息。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深入剖析宋代边防与财政的互动关系，在金戈铁马与钱粮账册的交织中，触摸那个时代的真实温度。

一、边防压力的根源：地缘格局与军事需求的双重挤压

要理解宋代的边防财政压力，首先要回到其独特的地缘格局。自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燕山一线的天然屏障。当北宋的骑兵在华北平原面对辽朝的”铁林军”时，只能依托密集的堡寨和漫长的防线；当西夏的”铁鹞子”在陕北高原纵横时，宋军的粮草运输线常常被切断。这种”无险可守”的地理劣势，直接导致了驻军数量的激增——太祖开宝年间全国禁军不过19.3万，到仁宗庆历时已膨胀至82.6万，其中三分之二部署在河北、陕西、河东三路边防前线。

外部威胁的持续性更让压力雪上加霜。与汉唐面对的游牧政权不同，辽、西夏、金已非单纯的”逐水草而居”的部落联盟，而是建立了完整行政体系的”复合型帝国”。辽有”南北面官制”，西夏设”十二监军司”，金行”猛安谋克”，这些政权既有游牧骑兵的机动性，又具备农耕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宋辽”澶渊之盟”后虽维持了百年和平，但每年30万匹两的”岁币”（后增至50万）成了固定支出；宋夏战争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四年（1044年）持续五年，仅陕西一路就”用兵以来，科敛万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靖康之变后南宋与金的战争更是断断续续打了百年，绍兴和议规定的25万匹两岁币，加上前线驻军的”岁赐”，让财政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军事技术的局限进一步放大了财政压力。冷兵器时代，步兵对抗骑兵本就处于劣势，而宋军因缺乏优质战马（每年仅能从西北获得万匹左右），只能依赖重甲步兵和强弩。《武经总要》记载，一副步人甲重58斤，制造需120个工作日；神臂弓造价高达3贯，相当于普通农户半年的收入。更要命的是后勤运输——“运粮一斗，费钱一贯”（《宋史·兵志》），范仲淹守庆州时，从关中运粮到前线，“人负六斗，卒自携五日粮，人饷一卒，一去三千里”，这样的消耗让”国用日蹙”成了必然。

二、财政应对的路径：从常规赋税到特殊手段的多维度筹措

面对如此庞大的边防开支，宋代政府不得不穷尽财政手段。其应对路径大致可分为常规赋税强化、专卖制度扩张、货币调整与地方财政征调四大类，每一类都折射出时代的无奈与智慧。

（一）常规赋税的”极限压榨”

两税（夏税征钱帛，秋税征粮食）作为宋代财政的基石，在边防压力下被不断加码。以秋税为例，除正税外还有”支移”（要求百姓将粮食运到边地，否则交”脚钱”）、“折变”（将粮食折成钱或其他物品，官府随意定价）、“加耗”（以损耗为名多收，有的地方”一石正税，加纳两石”）。真宗景德年间，两税收入约为2200万贯，到神宗熙宁时已增至5500万贯，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边防。商税的增长更能说明问题——太祖时全国商税仅400万贯，仁宗嘉祐年间激增至2200万贯，汴京、扬州等商业重镇的税卡”十步一税，五步一征”，连卖菜的老农都要交”草市税”。

（二）专卖制度的”与民争利”

盐、茶、酒的专卖是宋代的”第二财政”。以盐为例，北宋实行”钞盐法”，商人先向官府买”盐钞”，再到指定盐场取盐贩卖。官府通过控制盐价获取暴利——解州池盐成本每斤4文，卖给商人35文，商人再卖到民间110文，政府利润率高达775%。茶专卖更复杂，仁宗前实行”榷茶法”，官府垄断茶叶收购，以低价从茶农手中收茶（每斤10-20文），再高价卖给商人（每斤100-200文）。据《文献通考》记载，仁宗皇祐年间，盐、茶、酒三项专卖收入达39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45%，其中70%用于边防。

（三）货币调整的”饮鸩止渴”

当赋税和专卖仍不足以支撑时，宋代开始在货币上做文章。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早在真宗时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初由16家富商联合发行，以铁钱为准备金。但到仁宗天圣年间，官府接管交子务后，为解决陕西军费，开始超发交子——神宗熙宁年间，交子发行量从125万贯增至250万贯，哲宗绍圣年间再增至1260万贯，导致”物价翔踊，米斗钱数千”（《宋史·食货志》）。东南地区则大量铸造”当十钱”（一枚当十枚小平钱），但民间拒绝使用，出现”钱荒”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怪象。这种货币手段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却长期破坏了经济秩序。

（四）地方财政的”竭泽而渔”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调堪称”刮地三尺”。除了常规的”上供”（地方必须上交中央的财赋），还有”起发”（临时征调）、“科配”（按户等摊派物资）。以陕西为例，庆历年间为应对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