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秦兵役制变迁.docxVIP

周至秦兵役制变迁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演变，如同一条隐秘的脉络，串联起王朝兴衰与社会变迁。从西周的”国野分治”到秦代的”普遍征兵”，兵役制度的每一次调整，都折射着政治格局的动荡、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军事需求的升级。这段跨越八百年的制度变迁史，不仅是兵器与战术的进化史，更是一幅平民阶层崛起、贵族特权消解的社会图景。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车辙，去触摸那些曾被青铜剑与竹简记录的兵役故事。

一、西周：“国野分治”下的贵族军事特权

西周的兵役制度，深植于”封邦建国”的政治框架与”井田制”的经济基础之中。这是一个严格遵循”礼”的时代，军事领域同样被等级秩序所笼罩。

1.1“国野制”：兵役权的身份壁垒

西周实行”国野分治”的社会结构：“国”指周王与诸侯的都城及近郊，居住着”国人”——包括周族本姓、功臣后裔及部分归附的殷商贵族；“野”指远离城郭的郊野，居住着”野人”，多为被征服的土著族群。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直接决定了兵役权利的分配。

《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这里的”徒役”特指兵役，而”家”仅指”国人”家庭。按照制度设计，只有国人拥有当兵的资格与义务，野人则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种差异不仅是军事权利的区别，更是政治身份的象征——国人通过服兵役参与国家事务，野人却连最基本的”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资格都没有。

1.2“寓兵于农”：民兵制的早期形态

西周军队的主体是”民兵”，平时耕作，战时征发。《礼记·王制》提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春种、夏耘、秋收三季务农，冬季农闲时集中训练，正是这种”兵农合一”的生动写照。

具体来说，西周实行”什伍编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军队的核心是”车兵”，每乘战车配备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徒卒20人，这些都由国人充任。周天子直属的”西六师”“成周八师”，便是由宗周与成周的国人组成的常备军，而各诸侯国的”公室军队”，同样以封国都城的国人为主力。

1.3贵族主导：从”士”到”将”的晋升通道

在西周军队中，“士”是核心战斗力量。这里的”士”并非后来的知识分子，而是低级贵族——他们拥有少量土地，平时参与农耕，战时担任甲士（战车上的武士）。《诗经·鲁颂·泮水》中”矫矫虎臣，在泮献馘”的描述，正是士阶层在战场上的荣耀写照。

军官阶层则完全由卿大夫等高级贵族垄断。从”师氏”“亚旅”到”司马”，这些军职都是世卿世禄的特权。贵族子弟从小接受”射”“御”等”六艺”训练，成年后通过”大蒐礼”（军事演习）确认军职，形成”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这种”贵族兵制”，既保证了军队的组织性，也强化了”亲亲尊尊”的宗法秩序。

二、春秋：礼崩乐坏中的制度松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兵役制度剧烈变革的起点。诸侯争霸的战火，首先烧穿了”国野分治”的军事壁垒。

2.1战争升级：从”有礼之战”到”灭国之战”

西周时期的战争，更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仪式性冲突。诸侯间的交战，讲究”不鼓不成列”“逐奔不过百步”，规模小、时间短。但到了春秋，情况彻底改变：晋楚城濮之战投入兵力超10万，吴楚柏举之战持续数月，更出现了”灭国五十”的兼并浪潮。

战争性质的变化，直接导致兵源需求激增。以晋国为例，公元前661年”作二军”，公元前633年”作三军”，公元前588年”作六军”，军队规模在百年间扩张三倍。原有的国人兵源早已枯竭，必须另寻他法。

2.2“作州兵”“作丘甲”：野人的军事解放

面对兵源危机，各诸侯国开始突破”国野制”。公元前645年，晋国在韩原之战惨败于秦国后，推行”作州兵”改革：将原本由国人居住的”乡”扩大到野人居住的”州”，允许州人服兵役。鲁国则在公元前590年”作丘甲”，规定每”丘”（四邑为丘，约含1600户）需缴纳甲胄兵器，并征发丘中居民为兵。

这些改革的实质，是将兵役范围从”国”扩展到”野”。《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作州兵”后”甲兵益多”，说明野人加入后军队规模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野人通过服兵役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利——他们开始参与”大蒐礼”，甚至可以因战功获得土地，身份地位逐渐与国人趋同。

2.3军制革新：从”车战为主”到”步骑崛起”

春秋中后期，战争形态的变化倒逼兵役制度调整。随着中原争霸转向山地、河网地区，笨重的战车逐渐被灵活的步兵取代；与北方戎狄的频繁交战，又催生了骑兵的萌芽。

公元前541年，晋国荀吴与无终戎交战，“毁车以为行”，将战车部队改编为步兵方阵，大获全胜。这种战术变革，要求士兵具备更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也降低了对贵族”射御”技能的依赖。原本只能担任徒卒（步行的辅助兵）的野人，因长期参与农耕练就的体力，反而更适应步兵作战。到春秋晚期，各诸侯国的步兵比例已超过60%，“士为甲士，民为步卒”的格局开始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