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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汉法并行的行政体制研究

引言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大元”，这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以”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袤疆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完成全国统一的政权。与疆域扩张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独特的行政体制——既保留着蒙古传统的”草原本位”制度，又吸收了中原王朝延续千年的”汉法”体系，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特殊的”汉法并行”治理模式。这种看似矛盾的制度设计，既是蒙古贵族维护统治合法性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生动体现。本文将从形成背景、具体运作、历史影响三个维度，揭开元代行政体制”并行不悖”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汉法并行体制的形成背景：从草原到中原的治理转型

1.1蒙古旧制的草原基因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漠北草原长期处于”行国”状态，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呈现出鲜明的”千户制”特征。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制度，将全体牧民按十进制编组为十户、百户、千户，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行政单位，千户长由大汗直接任命，兼具军事统帅与民事长官的双重职能。与此配套的”怯薛制度”（宿卫制度），由万名精锐组成大汗的禁卫军，其中近侍人员更参与朝政决策，形成”内廷决事”的传统。法律层面则依靠口耳相传的”约孙”（习惯法）和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法令），强调对汗权的绝对服从与草原传统的延续。

这种制度体系虽能高效动员游牧社会的军事力量，却难以应对定居农业社会的治理需求。正如元初儒臣许衡所言：“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许文正公遗书·时务五事》）蒙古统治者在南下攻金、灭西夏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靠草原旧制无法管理城郭、田亩、户籍等复杂事务。

1.2中原汉法的治理惯性

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以来，以”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为核心的汉法体系，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治理逻辑：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儒家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用成文法典约束权力运行，靠农业税赋维持国家机器。金统治中原百余年，虽推行”猛安谋克”与汉制并行，但已为蒙古提供了”以汉法治汉地”的实践样本。

蒙古灭金后，统治区域首次覆盖淮河以北的农业区，面对”汉地不治”的困境（如1230年耶律楚材统计，河南地区”民户逃亡者十四五”），部分蒙古贵族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极端主张。此时，契丹人耶律楚材力谏：“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劝诫，促使窝阔台汗采纳”汉地用汉法”的局部改革，为后来汉法并行体制埋下伏笔。

1.3忽必烈的改革动力

真正推动汉法并行体制成型的关键人物是元世祖忽必烈。这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藩王，早在潜邸时期便广招汉地儒士，形成以刘秉忠、姚枢、许衡为核心的”金莲川幕府”。他们向忽必烈系统阐述”行汉法”“用儒术”的治国理念，如姚枢上《治道书》提出”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等三十条建议。1251年忽必烈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邢州（今河北邢台）试行改革：“选官以治之，招民以安之”，不到一年”邢乃大治”，验证了汉法在中原地区的有效性。

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需要中原的资源支持；二是如何整合蒙古旧贵族与汉地精英的政治诉求。他采取”AMBITION”（野心）与”COMPROMISE”（妥协）并存的策略：一方面以”中统”“至元”为年号，建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汉式机构；另一方面保留怯薛、达鲁花赤（监临官）等蒙古制度，形成”既行汉法，又存国俗”的独特体制。

二、汉法并行体制的具体运作：冲突与调和的制度实践

2.1中央行政：双轨并立的权力结构

元代中央官制表面上延续了唐宋以来的”三省六部”框架，实则进行了重大调整。1260年设立的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总理全国政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司监察，形成”中书政本”“枢密主兵”“台谏纠察”的三权架构。但在这套汉式官制之外，蒙古传统的”怯薛”体系始终作为”内廷”存在，对朝政产生深刻影响。

怯薛成员多为蒙古、色目贵族子弟，承担宫廷宿卫、生活服侍等职责，却拥有”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元史·兵志》）的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奏事，甚至干预官员任免。例如元成宗时期，怯薛人员”隔越中书闻奏”的现象频发，导致”中书之权渐轻”。这种”外朝”与”内廷”的权力博弈，本质上是蒙古贵族维护”家臣政治”与汉式官僚制的冲突。

2.2地方治理：行省与达鲁花赤的双重监督

元代地方行政的最大创新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