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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律令文书研究

引言

站在国家图书馆的简牍特藏室里，隔着玻璃看那片斑驳的木牍，墨迹虽已褪色，却仍能辨认出“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的字迹。这是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户律》残简，不过方寸之间，却让我真切触摸到了两千年前的“国法”温度。汉代律令文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石，更是观察秦汉社会转型、治理智慧与文化传承的关键窗口。从司马迁《史记》中“汉承秦制”的笼统记载，到近百年来考古发现的简牍律令实证，我们对汉代法律的认知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本文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记载的互证为起点，系统梳理汉代律令文书的内容体系、思想内核与学术价值，试图还原一个“活”的汉代法律世界。

一、出土文献：打开汉代律令文书的“密码本”

1.1简牍考古的突破性发现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发现“楼兰汉简”，揭开了汉代简牍考古的序幕。此后近百年间，居延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旗）、敦煌汉简（甘肃敦煌）、张家山汉简（湖北江陵）、里耶秦简（湖南龙山）、悬泉置汉简（甘肃敦煌）等重要简牍群相继出土，其中与律令直接相关的材料超过3万枚。这些“地下档案”的面世，彻底改写了汉代法律史研究的面貌——过去我们只能依赖《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等后世追述，如今却能直接看到“当时人写当时法”的原始文本。

以张家山247号汉墓为例，1983年出土的《二年律令》包含27种律和1种令，总计526枚简，内容涵盖盗律、贼律、户律、金布律等核心法律。其中《贼律》规定：“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这种对“不孝”罪的严惩，比《汉书》中“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的记载更具体。再如居延汉简中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这是一份完整的民事调解书，详细记录了甲渠候官粟君与客民寇恩的债务纠纷审理过程，从证人传讯、双方陈词到最终判决，连“乡啬夫”“令史”等基层司法官的角色都清晰可见。这些鲜活的案例，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法律在民间的实际运行。

1.2传世文献的补充与印证

当然，出土文献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典籍形成了“双轨互证”。比如《汉书·高帝纪》载“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二年律令·盗律》中“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四两”的具体规定，显然比“约法三章”更复杂，说明刘邦在建立汉朝后很快恢复了秦律的精细体系。再如《晋书·刑法志》提到汉律“凡九章”，但张家山汉简中出现的律名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等，远超“九章”之数，这说明“九章律”可能是核心律目，而其他律文属于补充性的“旁章”。这种文献互证，既纠正了后世记载的偏差，也深化了对汉代法律体系动态发展的理解。

二、汉代律令文书的内容体系：从刑法到民法的立体网络

2.1刑事法律：维护秩序的“硬约束”

汉代刑事法律以“律”为核心，重点打击危害皇权、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最突出的是对“谋反大逆”的严惩，《贼律》规定：“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连妻子、同产（兄弟姐妹）都要没为官奴婢。这种“罪及亲属”的连坐制度，与《史记·秦本纪》中“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一脉相承，但汉代在执行时更注重区分“故犯”与“过误”。比如《二年律令·贼律》提到：“过失杀伤人，各以其杀伤论减罪一等”，体现了一定的司法理性。

其次是对“盗贼”的打击。《盗律》详细规定了盗窃的量刑标准：“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罚金廿五”“盗牛，完为城旦舂”，甚至对“群盗”（三人以上共同盗窃）加重处罚。居延汉简中还记载了一起“持械劫财案”，罪犯被判定为“攻盗”，最终处以“弃市”极刑。这些规定不仅保护私有财产，更通过明确的刑罚尺度，让百姓知道“红线”在哪里。

2.2民事法律：规范生活的“软规则”

汉代民事法律虽未形成独立法典，却散见于《户律》《金布律》《杂律》等律文中，涉及婚姻、继承、土地、交易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婚姻为例，《户律》规定“取（娶）妻毋（无）夫，及为亡人妻，赦令前取，以为妻，不会赦，皆为城旦舂”，即禁止娶无夫之妇或逃亡者之妻；同时强调“弃妻”需“弃妻书”（离婚文书），否则“弃妻不书，赀（罚）二甲”，这比《礼记·本命》中“七出三不去”的礼制更具法律效力。

土地与财产继承方面，《户律》明确“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孽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允许分户析产；“死毋（无）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则规定了“诸子均分”为主、女性和孙辈为补充的继承顺序。这种“有法可依”的财产分配制度，减少了家族内部的纠纷，也稳定了基层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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