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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士族与科举选拔

引言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关键阶段，士族与科举选拔的互动则是这一变迁的核心线索。从唐代门阀士族的余威犹存，到宋代科举家族的文化主导，科举制度不仅重塑了选官规则，更深刻改变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模式。这一过程中，士族从“血统与权力的天然结合体”逐渐转变为“文化与教育的传承载体”，而科举则从辅助选官的补充手段发展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二者的碰撞与融合，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从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型。

一、唐代：士族主导下的科举萌芽

（一）唐代士族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地位

唐代士族的根基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尽管隋代已废除九品中正制，但长期形成的社会惯性使得士族仍保有强大影响力。当时的士族主要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关陇士族，以宇文泰时期形成的军事贵族集团为核心，如陇西李氏、独孤氏、长孙氏，他们通过与皇室联姻（如唐太宗长孙皇后家族）深度参与中央政权；二是山东士族，以传统高门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为代表，虽不直接掌握军权，却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庞大的宗族网络和广泛的社会声望，成为地方文化的主导力量。

士族的特权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渗透于经济与文化层面。经济上，他们通过庄园经济控制大量土地，“田连阡陌，奴婢成群”的记载屡见不鲜；文化上，士族垄断了经典注释、书法教育等知识传播渠道，如清河崔氏世代研习《礼记》，范阳卢氏以书法传家，这种“家学渊源”成为其维持地位的重要资本。据史书记载，初唐时期五品以上官员中，士族出身者占比超过70%，可见其政治主导地位。

（二）唐代科举的初始形态与士族的应对

唐代科举是在士族主导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隋代虽开创科举，但真正形成制度体系是在唐代。初期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以明经、进士为主：明经重儒家经典记忆，进士重诗赋创作。据统计，贞观年间每年录取进士仅约20人，明经约100人，规模远小于汉代察举制，更无法与宋代相比。

面对这一新的选官方式，士族采取了“利用与控制”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他们积极参与科举，将家学优势转化为考试竞争力。例如，赵郡李氏家族中，仅玄宗朝就有7人考中进士，其家学所藏的《文选》注释本被时人称为“进士指南”；另一方面，士族通过联姻、荐举等传统手段影响科举结果，如主考官往往优先录取士族子弟，甚至出现“行卷”之风——考生将自己的作品呈送名士，由名士向考官推荐，而能接触到这些名士的多为士族子弟。

（三）科举对唐代士族的双重影响

科举的兴起对士族产生了微妙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士族提供了新的权力延续路径。唐代中后期，士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比例逐渐上升，如博陵崔氏在宪宗至宣宗年间，家族成员中科举出身者占比从35%提升至68%，这说明士族已从“依靠门第”转向“门第与科举并重”。

另一方面，科举也悄然动摇了士族的垄断地位。随着科举规模扩大，部分寒门子弟开始通过考试崭露头角。例如，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李昭德出身庶族，凭借进士科入仕；德宗朝的宰相陆贽，其父早逝，家道中落，仍通过科举官至宰相。这些案例虽属少数，却预示着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逐渐增加。更关键的是，科举以“才学”而非“血统”为标准的价值导向，逐渐削弱了士族“天生贵胄”的合法性，为宋代的士族转型埋下伏笔。

二、唐宋之际：士族衰落与科举转型的关键转折

（一）唐末战乱对士族的毁灭性打击

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起义的连续冲击，彻底动摇了士族的根基。安史之乱中，关陇士族的核心——长安与洛阳的贵族庄园被战火摧毁，大量士族成员死于战乱或被迫南迁；黄巢起义则进一步扫荡了山东士族的聚居地，史载“天街踏尽公卿骨”，许多百年高门从此销声匿迹。此外，均田制瓦解后，土地买卖频繁，士族失去了经济特权的基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景象开始出现。

（二）宋代科举的制度化与全面推广

宋代统治者吸取唐代教训，为防止门阀复现，采取了“重文抑武”“科举取士”的国策，推动科举制度全面制度化。首先，完善考试规则：实行“糊名法”（密封考生姓名）、“誊录法”（由专人誊抄试卷防笔迹识别）、“锁院制”（考官考前封闭），极大减少了人为干预；其次，扩大录取规模：唐代每年取士约200人，宋代则增至平均每年500人，宋真宗时期更出现单次录取1638人的盛况；最后，降低报考门槛：取消唐代“工商杂类不得预”的限制，允许“奇才异行”的平民甚至商人子弟应试。

这些改革使科举从“少数人的游戏”变为“全民参与的通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中期某州应试者达数万人，“负笈远游，求师问学”成为社会风尚。

（三）宋代士族的转型：从“门阀”到“科举家族”

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宋代士族发生了本质性转变。他们不再依赖血缘与土地，而是以“文化资本”为核心，形成“科举家族”。这类家族的特点是：重视教育投入，设立族学、义庄资助族人读书；强调科举传承，家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