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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的关联性研究：结构、影响与提升路径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公务员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关键纽带，承担着政策执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矛盾化解等多重职责。他们直面基层复杂的社会生态，诸如资源有限、任务繁重、利益诉求多元等挑战，使得基层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极易遭遇各类压力源，进而对其情绪状态与心理健康构成潜在威胁。情绪智力作为个体有效管理自身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在应对压力、维持良好人际关系以及提升工作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情绪智力的基层公务员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调节自身情绪，理解并回应民众的情感需求，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增强民众的满意度与信任度。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外部资源，涵盖了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以及实际帮助等多个维度，为基层公务员提供了应对压力的缓冲机制。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来自同事的协作互助、上级的理解信任以及家庭的关爱鼓励，能够显著减轻基层公务员的心理负担，增强其心理韧性与职业认同感。

从现实层面来看，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水平，不仅有助于缓解个体的职业倦怠与心理压力，促进其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还能够优化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政府公信力，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深入探究基层公务员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研究问题与核心目标

本研究旨在全面剖析基层公务员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的内在关联，具体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基层公务员情绪智力的结构维度与整体水平如何？通过科学的测量工具与方法，明确基层公务员在情绪感知、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以及情绪运用等方面的能力特点与发展现状。

社会支持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哪些？分析社会支持在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地域以及职务层级等变量上的差异，揭示影响基层公务员获取社会支持的关键因素。

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两者如何共同作用于工作表现与生活质量？探究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它们对基层公务员工作绩效、职业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协同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为全面深入地解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充分发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优势，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定量研究方面，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运用自编的情绪智力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工作生活质量自评表等工具，对基层公务员的情绪智力、社会支持以及相关变量进行量化测量。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收集，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

在定性研究方面，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基层公务员进行深度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源、情绪体验、获取社会支持的途径与感受，以及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对其工作与生活的实际影响。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与主题分析，为定量研究结果提供丰富的质性补充与深度阐释。

在样本选取上，充分考虑地域差异，选取东部、中部、西部典型区域的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以确保研究结论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与代表性。研究技术路线如下：首先，通过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明确研究问题与概念框架；其次，开展问卷调查与数据收集；接着，运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然后，进行深度访谈与质性分析；最后，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结果，撰写研究报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情绪智力理论演进与核心内涵

概念界定：情绪智力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Goleman的情绪智力模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将情绪智力定义为控制情绪冲动、解读他人情感和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并进一步细化为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内驱力、同理心和社交技巧五个维度。这一模型强调了情绪智力在个体社会交往与工作表现中的关键作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对于基层公务员而言，其工作环境具有独特性，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多样化的工作任务。基于Goleman的模型，结合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实际，可构建“识别自我情绪—调控他人情绪—激励组织情绪”的三维能力体系。在识别自我情绪方面，基层公务员需要敏锐地察觉自身在面对各种工作情境时的情绪反应，如在处理群众诉求时的焦虑、面对工作压力时的疲惫等，以便及时调整心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调控他人情绪能力要求基层公务员能够理解群众、同事和上级的情绪状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引导，化解矛盾冲突，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在处理群众纠纷时，能够倾听双方诉求，安抚情绪，公正地解决问题。激励组织情绪则侧重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袁书杰的研究提出了“协调他人环境情绪能力”等本土化维度，进一步丰富了情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