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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协定下算法透明度规制

引言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核心引擎。算法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层代码”，深度嵌入跨境电商、平台经济、数据服务等数字贸易场景，其运行逻辑直接影响市场竞争公平性、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贸易规则有效性。然而，算法的“黑箱”特性——即普通用户甚至监管者难以知晓算法的决策依据、数据来源和优化机制——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平台通过“大数据杀熟”扭曲价格竞争、推荐算法导致信息茧房加剧认知分化、信用评分算法隐含的歧视性加剧市场不公……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可能阻碍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数字贸易协定作为协调各国数字规则的核心载体，对算法透明度的规制已从“可选议题”变为“必选项”。本文将围绕数字贸易协定中算法透明度规制的内在逻辑、实践现状、现实挑战与完善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构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数字贸易规则提供参考。

一、数字贸易协定与算法透明度的内在关联

（一）数字贸易协定的核心目标与算法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协定的本质是通过协调各国数字经济规则，降低跨境数字流动壁垒，同时防范数字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其核心目标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促进数据自由流动与跨境贸易便利化，例如规定数据本地化存储的例外情形、简化电子传输关税规则；二是保护消费者与企业权益，例如明确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规范用户数据收集行为；三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例如禁止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垄断行为。

算法作为数字贸易的“技术中枢”，深度参与上述目标的实现。以跨境电商平台为例，商品推荐算法决定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范围，直接影响商家的流量分配；动态定价算法通过分析用户消费习惯、市场供需等数据调整商品价格，可能形成价格歧视；信用评估算法则通过整合企业或个人的交易记录、履约能力等数据，影响其市场准入资格。可以说，算法的运行逻辑是否透明，直接关系到数字贸易协定能否实现“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平衡。

（二）算法透明度的内涵与数字贸易场景下的特殊意义

算法透明度通常指算法的设计逻辑、决策依据、影响因素等信息能够被利益相关方（如用户、监管者、竞争对手）合理获取与理解的程度。在数字贸易场景中，这一概念被赋予更具体的要求：一方面，需保障用户对算法决策结果的知情权（如“为何被推荐此商品”“为何被判定为高风险用户”）；另一方面，需为监管者提供审查算法是否符合公平竞争、消费者保护等规则的依据（如算法是否隐含歧视性、是否过度收集数据）；此外，还需考虑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过度的透明度要求可能损害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

这种“既要透明又要保护”的平衡需求，使得算法透明度规制成为数字贸易协定的难点与焦点。例如，若协定要求平台完全公开算法代码，可能泄露企业核心技术；若完全不要求透明，则可能放任算法滥用。因此，如何在数字贸易协定中构建“适度、可操作”的算法透明度规则，是当前国际规则制定的关键议题。

二、现有数字贸易协定中的算法透明度规制实践

（一）代表性协定的规制框架对比

当前，全球主要数字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均对算法相关规则有所涉及，其中关于透明度的规制呈现出“目标趋同、路径分异”的特点。

CPTPP作为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的代表，在“电子商务”章节中虽未直接使用“算法透明度”表述，但其对“在线消费者保护”“平台责任”等条款的规定间接涉及算法透明度要求。例如，第14.8条要求各缔约方采取措施确保消费者获得“准确、清晰的在线信息”，这一规定可延伸至要求平台向用户说明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如“基于您的浏览历史推荐”）。此外，CPTPP对“源代码保护”的例外规定（第14.17条）为算法透明度留下空间——若为保护公共利益（如防范歧视），缔约方可要求企业提供必要的算法信息。

RCEP作为覆盖亚太地区的大型自贸协定，在“电子商务”章节中更注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需求。其第12.7条“在线消费者保护”要求各缔约方鼓励平台“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其商业惯例的清晰信息”，虽未明确提及算法，但实践中可被解读为要求平台说明算法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因素（如推荐机制的主要参数）。相较于CPTPP，RCEP的规定更具原则性，为各缔约方自主制定具体规则预留了空间。

USMCA的数字贸易规则更强调“强制性”，其第19章“数字贸易”中明确要求平台在“影响用户可见内容”的算法决策中，向用户提供“合理的透明度”。例如，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推荐算法，USMCA要求平台向用户说明“内容排序的主要因素”（如互动量、发布时间等），并允许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功能。此外，USMCA还规定了“算法歧视”的审查机制——若企业被指控利用算法实施不公平竞争，需向监管机构提供算法的关键设计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