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家园——吴宓与英国文学.docxVIP

想象的家园——吴宓与英国文学

一、学术渊源：在哈佛遇见英国文学

（一）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启蒙

1918年，吴宓决然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自此，他的学术之旅迎来了重大转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便是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彼时的哈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与学术精华，而白璧德教授在其中宛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其独特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吸引着无数求知若渴的学子。

吴宓与白璧德的相遇，可谓是一场精神上的盛宴。在课堂上，白璧德以其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批判视角，深入剖析浪漫主义过度感性所带来的弊端。他指出，浪漫主义在追求个人情感的极致表达时，往往忽视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体在情感的洪流中迷失方向，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这种观点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吴宓心中对西方文学认知的迷雾，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社会、个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白璧德对人文传统的坚守，更是在吴宓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化融合的种子。在那个西风东渐、传统文化遭受巨大冲击的时代，白璧德对西方古典文化和人文传统的珍视，让吴宓深刻认识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价值，它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不可轻易舍弃。这一认识与吴宓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促使他萌生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理念。

在哈佛求学期间，吴宓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中。他不仅选修了白璧德的所有课程，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白璧德的全部学术著作，从《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到《新拉奥孔》，再到《卢梭与浪漫主义》，每一部著作都让他沉浸其中，不断汲取着思想的养分。在与白璧德的频繁交流中，吴宓更是深受启发，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文明拯救方案。

吴宓积极运用新人文主义思想，对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中国之旧与新》《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中，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在追求西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片面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文化革新应该是在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展现了吴宓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也为当时的文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

（二）英国文学经典的体系化建构

哈佛的校园，不仅是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地，更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汇聚了丰富的英国文学经典。在这片学术的沃土上，吴宓如同一颗渴望成长的种子，尽情地汲取着英国文学的养分，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英国文学知识大厦。

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开始，吴宓踏入了英国文学的奇幻世界。莎士比亚的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在《哈姆雷特》中，吴宓看到了王子在复仇与道德、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深刻体会到人性的脆弱与坚韧；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他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力量，以及命运的无常与残酷。这些作品让吴宓领略到了莎士比亚卓越的戏剧才华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让他对英国文学的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吴宓将目光投向了浪漫主义诗歌。华兹华斯的诗歌，如《孤独的割麦女》，以其清新自然的语言和对自然的热爱，展现了诗人对平凡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敏锐感知；雪莱的《西风颂》，则以其激昂的情感和磅礴的气势，表达了诗人对自由和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爱情、自由的赞美，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让吴宓沉浸在诗歌的美妙意境中，感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特魅力。

在小说领域，吴宓对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劳伦斯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读。《名利场》通过对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生动描绘，揭示了人性的贪婪、虚伪和社会的种种弊端，让吴宓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劳伦斯的作品，如《儿子与情人》，则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性、爱情、婚姻等深刻的主题，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的挣扎和困惑。这些小说让吴宓领略到了英国文学在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深度方面的强大力量。

吴宓在研读这些英国文学经典时，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欣赏，而是深入挖掘其中的道德伦理内涵和人性深度。他发现，英国文学中对道德伦理的关注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英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往往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着道德和伦理的问题。这种对道德伦理的重视，与儒家文化中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的观念不谋而合。

例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许多人物都面临着道德困境，他们的选择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命运，也影响着周围的人。这种对道德选择的刻画，让吴宓联想到儒家文化中“义利之辨”的思想，即人们在面对利益和道德的冲突时，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又如，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之情，与儒家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