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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春》创作背景深度解——血色黎明前的呐喊

艾青的《春》并非凭空而生的抒情之作，而是1937年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产物，是诗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用文字镌刻的时代印记。要真正理解这首诗中“血斑点点的夜”与“来自墓窟的春”，必须回溯其诞生时的历史语境——那是一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特殊时刻，每一个文字都浸润着时代的苦难与诗人的赤诚。

一、民族危机空前加剧：1937年的时代困局

《春》创作于1937年4月，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民族危机已到了最严峻的关头。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扩张至全面威胁，整个国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开启了对中国领土的蚕食。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通过《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华北地区，甚至提出“华北五省自治”的无理要求，企图将华北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到1937年初，日军在华北、华东地区频繁增兵，演习不断，战争阴云日益浓厚——距离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仅剩不到三个月时间。

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导致国内局势混乱，民心涣散。在这种政策下，华北地区的爱国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率先觉醒，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艾青创作《春》时，正是这股救亡浪潮席卷全国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既有对日军侵略的愤怒，也有对政府妥协的不满，更有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与抗争——这些复杂的时代情绪，都化作了诗中“没有星光的夜”“寡妇的咽泣”与“饥渴的野兽般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龙华”并非泛指江南地区，而是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地点。龙华位于上海郊区，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志士的刑场，无数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在此牺牲。艾青以“龙华的桃花”为开篇，既是对具体地域的指向，更是对牺牲者的缅怀——桃花绽放的季节，本是生机的象征，但在龙华，这绽放却与“血斑点点的夜”绑定，暗示着每一寸春天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这种地域与历史的关联，让诗歌的创作背景更具现实针对性，也让“春来自郊外的墓窟”的结尾有了更沉重的历史分量。

二、社会底层的苦难图景：战乱与压迫下的民生百态

除了宏观的民族危机，《春》的创作背景还包含对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深刻观照。1937年的中国，不仅面临外敌入侵，国内的封建压迫与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底层民众在战乱、灾荒与剥削的多重打击下，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当时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与频繁的自然灾害，农民生活极度贫困。1936年至1937年，华北、华东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无数农民流离失所，沦为乞丐。而在城市中，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举步维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成为常态，失业工人只能靠微薄的救济或打零工勉强糊口。更残酷的是，日军的侵略已开始影响到华东地区，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民众时常面临日军飞机的侦察与骚扰，人心惶惶，安全感荡然无存。

艾青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底层民众的诗人，对这些苦难有着切身的体会。1932年，艾青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深刻描绘了农民的悲惨命运；1935年出狱后，他辗转于上海、苏州等地，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在战乱与压迫下的挣扎——寡妇失去丈夫后无依无靠的哭泣、失业工人对生活的绝望、农民在土地上的徒劳劳作，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都化作了《春》中“寡妇的咽泣”“饥渴的野兽般的土地”等意象。

诗中“古老的土地呀/随时都像一只饥渴的野兽/舐吮着年轻人的血液”，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精准概括：一方面，日军的侵略需要年轻人拿起武器反抗，无数青年奔赴前线，牺牲在战场上；另一方面，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镇压进步青年，龙华等地的刑场不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土地“舐吮血液”的残酷比喻，既写出了外敌入侵带来的牺牲，也揭露了国内压迫造成的苦难，这双重的苦难，构成了《春》创作背景中最沉重的底色。

三、诗人的个人经历与精神觉醒：从异国觉醒到本土抗争

艾青的个人经历，是理解《春》创作背景的重要维度。诗人的成长轨迹与思想转变，让他能够以更深刻的视角观察时代，并用诗歌发出独特的呐喊。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小由农民保姆大堰河抚养长大，对底层农民的苦难有着天然的共情。1928年，艾青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1932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的两年间，他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与进步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异国他乡，他深刻体会到了“弱国国民”的屈辱——外国人对中国的轻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漠视，让他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