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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侵犯隐私权的情形

隐私权的法律渊源

《民法典》第1032条首次明确“隐私权”概念：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第284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提供刑事制裁。

《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生效，对“敏感个人信息”实行“单独同意+特定目的”双重要件。

典型侵权场景与案例

“偷窥偷拍”型

案例：2022年，合肥某高校研究生张某在女厕安装微型摄像头，拍摄30余名女生如厕视频并上传境外网站牟利。法院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3年，并附带民事赔偿每位被害人精神抚慰金1万元。

“过度收集”型

案例：2021年，工信部通报“叮咚买菜”APP强制索取用户“通讯录”“定位”等权限，被认定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最小必要原则”，处以80万元罚款并责令下架整改。

“大数据杀熟”型

案例：2023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携程杀熟案”。原告胡某通过携程订酒店，同一房型、同一时间，老用户价格高于新用户47元。法院认定平台未履行“透明告知”义务，构成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利用，判令退一赔三共计188元，并书面道歉。

“邻里窥视”型

案例：2020年，广州杨某在自家门上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正对电梯口，可记录邻居出入时间。邻居起诉后，法院认定其超出“合理界限”，判令拆除并赔偿精神损害3000元。

“公开病历”型

案例：2019年，江苏镇江某医院护士周某在微信群发布患者流产病历资料，含姓名、孕周、手术方式。患者起诉后，法院依《民法典》第1033条判令医院与周护士连带赔偿5万元，并在权威媒体连续7日登报道歉。

侵权构成要件

加害行为：拍摄、收集、公开、处理他人私密信息；

过错：包括故意与重大过失；

损害：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甚至财产损失；

因果关系：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抗辩事由：并非“一说就赔”

知情同意：明示、自愿、具体；

正当舆论监督：公众人物、公共事件与“合理公众兴趣”边界；

公共利益：疫情防控、通缉犯悬赏等；

自助行为：在合理范围内收集证据，如业主在自家门口装摄像头拍到小偷。

责任承担方式

停止侵害：拆除设备、删除信息、下架视频；

赔礼道歉：可要求在报纸、网络、微信朋友圈公开；

赔偿损失：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偷拍如厕、卧室等最高可判赔5万元；

财产损失：如因信息泄露导致银行卡盗刷，可全额索赔；

惩罚性赔偿：若侵权人“故意+情节恶劣”，法院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判赔实际损失1—5倍。

自救指南：遭遇偷拍怎么办？

固定证据：拍照、录像、保存APP权限截图；

报警：要求警方出具《受案回执》，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向行政机关投诉：网信、工信、市场监管“三管齐下”；

起诉：可申请“行为保全”，要求法院先令下架、删除；

心理干预：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提供心理咨询记录、医院诊断，可显著提高赔偿额。

企业合规提示

最小必要原则：对照《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35273；

隐私政策“双层清单”：列出“收集目的+使用场景+共享第三方”；

建立“敏感个人信息”单独同意弹窗，禁止“一揽子授权”；

定期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留存报告至少3年。

隐私权不是“明星专属”，而是每个普通人让渡最少、获得安宁的“心理护城河”。在摄像头比路灯还多的时代，法律为个人打造“隐形盾牌”，但更需要每个人敢于说“不”，善于取证，勇于索赔。只有让侵权者“疼到不敢再犯”，才能真正守护“不被注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