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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的中国话语权构建

引言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贸易形态，正以其高效的资源配置、跨时空的连接能力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从跨境电商的蓬勃兴起到云计算服务的跨国协作，从数字内容产品的全球流通到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数字贸易已渗透至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仍处于“碎片化”阶段——既有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等基础性共识，也有CPTPP、USMCA等区域协定中的高标准规则，更有各国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制定的差异化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本质上是发展利益的博弈：谁能主导规则体系，谁就能在数字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既是维护国家数字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向更公平、更包容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

一、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定位

（一）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多轨并存”特征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呈现“多边框架滞后、区域规则先行、单边措施叠加”的复杂格局。在多边层面，WTO自1998年启动《电子商务工作计划》以来，虽在电子传输免关税、透明度等领域形成共识，但受限于成员方发展水平差异，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税、平台责任等核心议题上长期停滞。2019年启动的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JSI）虽吸引90多个成员参与，但谈判成果尚未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

在区域层面，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为代表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主导了数字贸易规则的“前沿议题”。例如，CPTPP规定“禁止数据本地化存储”“允许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政府对源代码的访问要求”，这些条款被视为数字贸易规则的“黄金标准”；USMCA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成员国禁止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并明确平台在用户内容责任中的“安全港”规则。此外，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构建了以“数据主权”为核心的规则体系，强调数据跨境流动需满足“充分性认定”，形成了与美系规则的差异化路径。

在单边层面，各国基于自身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出台政策。例如，印度为保护本土数据资源，要求关键领域数据必须本地存储；巴西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南非提出“数字包容”理念，强调规则需照顾发展中国家数字能力差距。这种“多轨并存”的格局，既反映了数字贸易规则的复杂性，也凸显了规则主导权争夺的激烈性。

（二）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的角色演进

中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跟随者”阶段（2000年前后至2010年），主要以接受国际规则为主，国内政策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培育；中期的“参与者”阶段（2010年至2020年），随着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中国开始在区域合作中提出自身诉求，例如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本地化”的平衡条款；当前的“主动构建者”阶段（2020年至今），依托数字经济优势和制度型开放战略，中国在多边、区域、双边层面全面参与规则制定，例如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尽管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在规则话语权上仍面临挑战：一是规则议题设置能力不足，核心议题如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二是规则转化能力有待提升，国内数字贸易相关法律（如《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需进一步优化；三是国际传播能力薄弱，规则背后的价值理念（如“发展导向”“包容增长”）尚未被广泛理解。

二、中国构建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必要性与现实基础

（一）必要性：维护发展利益与推动全球治理的双重需求

从国家发展利益看，数字贸易规则直接影响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据统计，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占GDP比重超过40%，跨境电商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服务出口快速增长。若规则由其他经济体主导，可能出现“规则锁定”风险——例如，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会增加中国企业海外运营成本，过度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可能限制技术扩散，影响产业升级。构建话语权，本质是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争取“制度性空间”。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现有规则体系存在“发展赤字”。当前主流规则更多反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制度建设上的差距。例如，CPTPP的“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对网络覆盖率不足、数据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可能造成“数字鸿沟”扩大；欧盟的GDPR虽保护隐私，但严格的合规要求可能将发展中国家企业排除在数字服务市场之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