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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器物学的文化背景及北宋古器图录综考

一、宋代古器物学的文化背景

（一）礼制复兴：古器物学兴起的深层根基

宋代立国之初，面临着五代十国以来礼制崩坏的局面，为了重塑文化正统，稳固统治秩序，以“制礼作乐”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礼制改革。宋初，朝廷就设立了专门的“礼官”，负责修订礼仪制度，其中对《三礼图》的修订尤为关键。《三礼图》是一部记录古代礼仪器具形制的典籍，宋初修订它，旨在通过对古代礼器的考证和图像绘制，恢复周代礼乐制度的规范，为国家礼仪活动提供依据，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古器物的关注。

发展至徽宗朝，礼制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徽宗设立“议礼局”，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研讨、制定礼仪制度的机构，体现了朝廷对礼制的高度重视。同时，建造宣和殿，广搜天下古器。这些古器被视为古代礼制的实物见证，将古器收藏与国家礼制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朝廷组织学者对古器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古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信息，还原古代的礼仪制度和文化内涵，形成了“以器证礼”的学术取向。例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在对青铜礼器进行考证时，详细比对了《周礼》中关于祭祀制度的记载，通过对器物的研究来印证和阐释经典中的礼学内容，使得古器物成为重构儒家礼治秩序的重要实物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古器物学的兴起。

（二）理学思潮：疑古精神与器物考证的互促

宋代理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以“格物致知”为重要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也为古器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和哲学支撑。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等理学家，在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将“礼”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使其成为“天理”的外在体现。他们认为，通过对世间万物的探究（即“格物”），可以领悟到“天理”，而古器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自然成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对象。

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宋代学者对传统的经学研究产生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他们不再盲目遵循汉唐注疏，而是以更加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去审视经典。欧阳修的《集古录》便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他通过对古器铭文的考辨，发现了汉唐注疏中存在的一些讹误，开启了“以器证经”的学术先河。例如，他在研究古器铭文时，发现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与传统文献有所不同，从而对旧有的历史认知提出了质疑，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往对文献的绝对信任，为古器物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熹虽未直接对古器物进行专门研究，但其“理一分殊”的思想为器物学提供了深刻的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皆蕴含着“天理”，而“天理”又通过具体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呈现出来。这使得学者们认识到，可以从古器物的细节中探寻普遍的礼法原则，将对古器物的研究从单纯的收藏鉴赏层面，提升到了对儒家义理和社会秩序的探索层面，促使古器物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考证学科，推动了其在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

（三）社会风尚：多元主体推动下的收藏热潮

文人雅好：学术追求与历史责任感的交织

宋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将古器收藏视为实现“格物致知”的重要实践途径。他们在收藏古器的过程中，不仅仅满足于器物的外在美观，更注重对其背后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欧阳修的《集古录》，历时十余年完成，收录了大量的金石器物铭文，他通过对这些铭文的整理和研究，试图还原古代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赵明诚的《金石录》同样如此，他与妻子李清照倾尽全力，搜集了两千多种金石文物，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著录和考证，书中不仅记录了器物的形制、尺寸等基本信息，还对铭文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纠正了一些史书的错误记载，为后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文人学者提出“器物载道”的理念，认为古器是先王之道的物质载体，它们承载着古代的道德观念、政治智慧和文化传统。收藏和著录古器，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更是一种“传古”“资治”的经世行为，旨在将古代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为当世和后世提供借鉴。例如，洪适在研究古器时，就强调要从器物中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指导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传承意识，成为推动古器物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民间搜求：物质支持与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

北宋时期，民间形成了一股“掘器牟利”的风气。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当时很多人热衷于发掘古墓，期望从中获取古器，然后将其售于市肆，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将得到的古器献于官府，从而获得相应的奖赏。这种风气虽然存在着逐利的弊端，但在客观上为器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源。许多原本深埋地下的古器得以重见天日，进入收藏和研究的视野。

吕大临的《考古图》中收录了34件私人藏品，其中半数来自民间征集。这些来自民间的古器，丰富了学者们的研究样本，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种类、不同地域的器物，从而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民间搜求古器的行为，还促进了器物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