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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引言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宋代常被视作“商业革命”的关键转折期。从《清明上河图》中汴京街头的喧嚣市景，到《东京梦华录》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记载，都直观展现了宋代工商业的繁荣盛况。这种繁荣并非偶然，而是与宋朝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相较于前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基调，宋代政策呈现出从“抑制”到“扶持”、从“管控”到“服务”的显著转向。无论是市制的突破性改革、商税体系的规范化调整，还是货币流通的创新与交通网络的完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共同构建了适合工商业生长的制度土壤。本文将从制度框架、经营环境、流通体系、社会基础四个维度，深入解析宋代如何通过政策支持推动工商业走向历史高峰。

一、制度框架的突破：从抑制到扶持的政策转向

（一）市制革命：打破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桎梏

唐代以前，城市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市”中，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物理隔离，且交易时间限定为“日中为市”。这种僵化的市制严重束缚了商业活力。宋代统治者率先打破这一传统，以政策手段推动市制革命。

首先是空间限制的解除。宋太祖时期，明确允许商人“于诸坊巷买卖”，汴京、临安等大城市逐渐出现“坊市合一”的格局。原本封闭的坊墙被拆除，店铺可沿街道两侧随意开设，甚至出现“侵街”现象——商人在街道旁搭建临时货摊或棚屋经营。政府对此并未一味禁止，而是通过“侵街钱”制度将其合法化，既规范了经营行为，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这种空间开放使得商业网点渗透到城市各个角落，汴京的“潘楼街”“界身巷”等特色商业街应运而生，形成“处处有店铺，家家可经商”的繁荣景象。

其次是时间限制的突破。唐代“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的定时交易制度被彻底打破。宋太宗时期，朝廷正式允许“夜市”存在，汴京的州桥夜市“卖生鱼摊、酒肆、果子铺直至三更”，马行街夜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方罢”。南宋临安的夜市更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这种“全天候”的交易模式极大延长了商业活动时间，满足了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也为小商小贩提供了更多谋生机会。

（二）商税体系：从苛征到规范的管理革新

中唐以前，商税多为临时征收的“杂税”，缺乏统一标准，地方官吏随意加征现象普遍，严重挫伤商人积极性。宋代统治者意识到“商税为国用之助”，开始构建规范化的商税体系。

太祖建隆元年（约公元960年），朝廷颁布《商税则例》，将商税分为“过税”（货物运输税，税率2%）与“住税”（货物交易税，税率3%），并要求各地税务机关“榜于务门”，即把税则公示在税务所门口，接受商人监督。这种“明码标价”的做法有效减少了官吏勒索，史载“自后贩夫贩妇，无敢至于欺隐”。太宗时期进一步规定，商税征收以“盈利”为基础，对“贩鬻而亏折者”可申请减免；对流动商贩携带的“零星物品”（如柴米油盐）免征商税，体现了“取之有度，惠商便民”的原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据《文献通考》记载，真宗时期商税年收入达450万贯，仁宗时期增至2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宋初的约15%上升至30%以上。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更说明政府已将商税视为与农业税并重的“正税”，从制度层面承认了工商业的经济地位。

（三）专卖政策：从垄断到分利的灵活调整

盐、茶、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专卖（禁榷）是历代政府控制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宋代专卖政策与前代有本质区别——前代强调“国家垄断经营”，宋代则更多采用“官商分利”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商人参与专卖品的生产与流通。

以盐业为例，唐代实行“官产官销”，由政府直接控制盐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宋代则推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购买“盐钞”（类似于现代的提货凭证），凭钞到指定盐场取盐，再自行运销。这种模式下，政府控制盐的生产环节（由灶户官管）和最终定价权，商人负责运输与销售，既保证了国家对盐业的控制，又让商人分享利润。茶税政策更具创新性，仁宗时期废除“官购官销”的“榷茶法”，改为“通商法”：茶农可自由采茶，商人向政府缴纳茶税后直接收购茶叶，自行贩卖。政府仅通过“茶引”（经营许可证）制度规范市场，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激发了茶农与茶商的生产积极性。

这种“分利”式专卖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商人的利益共享。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实行“钞盐法”后，两淮盐区的盐产量从每年700万石增至1500万石，商人利润空间扩大，政府盐税收入也从每年80万贯增至300万贯，形成“官商双赢”的局面。

二、经营环境的优化：降低门槛与激发活力的具体举措

（一）放宽准入：打破身份与行业的双重限制

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体系中，商人长期被视为“末业”，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领域也受限（如唐代规定“工商不得乘马”“不得衣丝”）。宋代政策对此进行了重大调整。

首先是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