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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关于民族脊梁的原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句振聋发聩的论断，出自鲁迅先生1934年创作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收录于《且介亭杂文》）。彼时，中国正处于山河飘摇的危难之际，社会上弥漫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有人沉溺于“地大物博”的过往吹嘘，有人寄望于国联的空洞承诺，最终陷入求神拜佛的自欺欺人中。鲁迅先生以笔为剑，刺破时代的迷茫与虚无，用这句话为民族精神正名，点亮了暗夜中的精神火炬。

原话的完整语境与核心要义

要真正理解“民族脊梁”的深意，需回归原文的完整语境：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段原文的核心要义，是鲁迅先生对“民族脊梁”的精准定义：他们并非帝王将相、状元宰相，而是那些默默坚守信念、以行动践行责任的普通人——埋头苦干者，是脚踏实地、深耕不辍的劳动者；拼命硬干者，是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的勇者；为民请命者，是心怀苍生、仗义执言的仁者；舍身求法者，是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智者。他们如大地之下的筋骨，支撑着民族的存续与前行，即便被正史忽略、被黑暗掩盖，其光耀也终难遮蔽。

原话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创作初心

1934年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时期：外有列强环伺，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内有腐朽势力作祟，社会风气萎靡不振。部分文人墨客看不到民族的希望，大肆宣扬“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加剧了民众的迷茫与绝望。

鲁迅先生创作此文，并非单纯反驳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唤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他深知，一个民族的自信力，从来不是源于表面的吹嘘与依赖，而是源于那些深藏于“地底下”的脊梁式人物。他希望通过这句话，让人们看清时代的真相：真正的民族精神，不在状元宰相的文章里，而在普通人的坚守与抗争中；真正的自信力，不在于一时的荣辱得失，而在于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与不懈奋斗。

正如他在文中所言，这些脊梁式的人物“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

原话的时代回响：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

时隔近百年，鲁迅先生关于“民族脊梁”的论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同时代绽放出同样的光芒：

抗战时期，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是“拼命硬干”的脊梁；建设年代，那些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科研工作者，是“埋头苦干”的脊梁；疫情来袭时，那些逆行出征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的志愿者，是“为民请命”的脊梁；危难时刻，那些追求真理、坚守正义的勇者，是“舍身求法”的脊梁。

这些跨越时代的脊梁式人物，始终践行着“有确信，不自欺”的准则，用行动诠释着民族精神的内核。他们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论断：民族的脊梁从未断裂，中国人的自信力从未丧失。这种精神传承，让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危难中屹立不倒，在一次次挑战中奋勇前行。

鲁迅先生关于“民族脊梁”的原话，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应，更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提炼与升华。它告诉我们：民族的希望，永远不在表面的繁华与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