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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经济思想的制度基础

引言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与思想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从唐五代的制度裂变中脱胎而出的宋元王朝，在土地、货币、商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不仅支撑起当时世界领先的经济总量与商业文明，更孕育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新突破。无论是北宋李觏对“平土均田”的再思考、南宋叶适“抑末厚本非正论”的商业观，还是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对经济制度史的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成果的背后，都深深根植于宋元特有的制度土壤。本文将从土地制度、货币财政制度、商业外贸制度三个维度，探讨宋元经济思想的制度基础，揭示制度与思想之间的互动逻辑。

一、土地制度：经济思想的根本依托

土地作为传统农业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其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也塑造了时人对经济关系的认知。宋元时期土地制度的深刻变革，为经济思想的突破提供了最基础的现实依据。

（一）均田制瓦解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中唐以降，均田制因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等因素逐渐崩溃。到了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成为基本国策，国家不再直接分配土地，而是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这种制度转变彻底打破了“王土”观念下的土地分配模式，土地买卖日益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世范》）成为常态。这种现实促使思想家重新审视土地与财富的关系：李觏在《平土书》中虽仍主张“均田”，但已不再要求恢复均田制，而是提出“限田”“平其赋”的改良方案；苏洵则直言“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田制》），承认租佃关系的合理性。这些思想突破，正是基于土地私有制成为主流的制度现实。

（二）租佃关系的制度化与契约化

随着土地私有制发展，租佃制取代部曲制成为主要生产关系。宋代法律明确规定租佃双方需签订契约，约定租额、租期等内容，政府通过“取便立契”“官司为之凭”（《宋会要辑稿》）的方式规范租佃行为。元代进一步将租佃契约纳入《大元通制》，强调“佃户违约，田主得诉于官”。这种制度化的租佃关系，使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从人身依附转向经济契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思想家由此开始关注“主客关系”的经济属性：陈旉在《农书》中提出“贫富相资”的观点，认为“借牛犁、谷种以从事，老稚之力作，其勤至矣”，地主与佃户是“相须以济”的合作关系；吕祖谦则从“义利之辨”出发，主张租额应“量其力而取之”，反对“刻剥太甚”，这些思想均建立在租佃制度规范化的基础之上。

（三）田赋征收的制度创新

为适应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制的发展，宋元田赋制度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宋代推行“两税法”的深化版，按土地肥瘠分等定税，出现“方田均税法”“经界法”等清丈土地、均平税负的尝试；元代则实行“税粮”与“科差”并行的制度，根据土地类型（官田、民田）和人口身份（户等）差异化征收。这些制度创新直接推动了经济思想中对“轻徭薄赋”“均税平赋”的深入探讨。李觏在《富国策》中指出“地力之民，租税是也”，主张“薄税敛”以“劝农桑”；朱熹批评当时“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赋税不均现象，提出“正经界，均田赋”的改革方案；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系统梳理历代田赋制度，强调“善言治者，必重农桑；欲重农桑，必薄赋敛”，这些思想的提出，均以田赋制度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

二、货币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的运行支撑

货币与财政是经济运行的血液与中枢，宋元时期在货币形态、财政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突破，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更催生了对货币本质、财政职能的新认知。

（一）纸币发行与货币制度的革新

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不便，民间自发出现“交子”作为兑换凭证。宋仁宗时期，政府将交子收归官办，设立“益州交子务”，规定“界分发行”（每三年一界，界满兑换新交子）、“备本钱”（以铁钱为发行准备金）等制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发行制度。南宋的“会子”、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进一步完善了纸币体系，形成“银钞相权”“以钞为母，钱为子”的货币制度。这种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传统“铜本位”的货币观念，促使思想家重新思考货币的本质与职能。周行己在《上皇帝书》中提出“钱与物本无轻重”，纸币“盖以其便于持行，故稍重”，认识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叶适则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揭示了纸币发行与金属货币流通的矛盾；元代王恽在《中堂事记》中记录了中统钞“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的管理措施，其“银钞兑换”的制度设计，成为当时经济思想中“货币信用”理论的实践基础。

（二）财政管理的专业化与体系化

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将财政权从宰相手中剥离，设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专管财政，形成“计相主财”的制度；元代则建立“中书省—户部—行省”的垂直财政管理体系，设立“转运司”“税课提举司”等专职机构。这种专业化的财政管理，使国家收支规模大幅增长（北宋岁入最高达1.6亿贯，远超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