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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疆域观念的历史变化

引言

疆域观念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坐标，它不仅关乎地理空间的认知，更承载着政治认同、文化归属与民族融合的深层内涵。古代中国的疆域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随着王朝更迭、民族互动与文化交融不断演变的动态体系。从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模糊“天下”想象，到秦汉“大一统”格局下对边疆的实际控制；从隋唐“华夷一体”的开放包容，到明清“疆域—文化共同体”的成熟形态，这一观念的变迁既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治权”的探索，也凝聚着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共同认同。梳理这一历史脉络，不仅能还原古代中国疆域认知的演变逻辑，更能揭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内在韧性。

一、先秦时期：疆域观念的萌芽与奠基

（一）“天下”框架下的模糊认知

先秦时期，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与交通条件，古人对地理空间的感知尚处于“想象大于实证”的阶段。《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表述，虽被后世视为最早的疆域宣言，实则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表达——周王通过“分封制”建立诸侯拱卫的统治体系，但直接控制的区域仅限“王畿”（今河南洛阳周边），诸侯封地与“四夷”聚居区的界限并不清晰。

这一时期的地理认知工具主要依赖文献记载与口传经验。《尚书·禹贡》提出“九州”概念，将天下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等九个区域，虽带有理想化色彩，却首次尝试用系统思维整合地理空间；《周礼·职方氏》则以“五服”制度（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构建等级化的空间秩序：距王畿五百里内为“甸服”，是直接纳贡的核心区；向外依次为“侯服”（诸侯封地）、“绥服”（文化传播区）、“要服”（需约束的边疆）、“荒服”（文明未达的化外之地）。这种“圈层结构”反映出早期疆域观念的核心——以王都为中心，由内而外、由“华夏”到“四夷”的差序格局。

（二）“华夷之辨”的文化分界意识

与模糊的地理认知形成对比的是，先秦时期已出现明确的文化分界意识。《左传·定公十年》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将“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从血缘转向文化：“华夏”指代遵周礼、习农耕、重伦理的族群，“夷狄”则指未受周礼教化、以游牧渔猎为生的群体。这种分界并非绝对排斥，而是强调“以文化之”的可能性——如楚国本被视为“南蛮”，但通过学习周礼、参与中原会盟，逐渐被接纳为“诸夏”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疆域”更多是“文化疆域”而非“政治疆域”。周王室对“四夷”的管理主要依赖“朝贡”与“盟誓”，而非直接行政管辖。例如，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既是中原与西北族群互动的反映，也说明当时对边疆的控制仍以象征性权威为主。

二、秦汉至隋唐：疆域观念的定型与扩展

（一）“大一统”制度下的实际控制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先秦“松散联盟”的治理模式。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后增至48郡），每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形成“中央—郡—县”三级垂直管理体系。这种制度突破了“五服”的圈层想象，将“王土”概念落实为具体的行政辖区：北筑长城抵御匈奴，南征百越设置南海、桂林等郡，西通巴蜀修建栈道，首次实现对黄河、长江流域的全面控制。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实际控制疆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牂柯等郡；在东北设乐浪郡管理朝鲜半岛部分区域。这些举措不仅扩大了行政管辖范围，更将“疆域”与“治权”紧密绑定——凡设郡县、派驻官吏、征收赋税之地，皆被视为王朝核心疆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统一的疆域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保障。

（二）“华夷一体”的观念突破

与行政控制同步发展的，是疆域观念的包容性提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王道”思想成为主流，强调“王者无外”的政治理想。汉宣帝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降，被允许“留居幕南”（长城以南），汉廷不仅赐予金印，还开放关市与其贸易。这种“内附”政策打破了先秦“华夷之防”的绝对界限，将边疆族群纳入“天下一家”的体系。

唐代更将这种包容推向新高度。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既是中原皇帝，也是草原部落的共主；在边疆设都护府（如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任用突厥、回鹘等族首领为都督；允许胡商在长安定居，胡服、胡乐、胡食融入日常生活。《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种子、工匠、典籍，使“吐蕃始有文字，渐慕华风”，这一事件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是文化疆域的扩展——吐蕃虽未纳入直接行政管辖，却通过文化认同与中原建立了紧密联系。

三、宋元至明清：疆域观念的深化与融合

（一）民族互动中的“疆域—文化共同体”构建

宋元时期，中原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并立，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反而加速了疆域观念的深化。一方面，各政权均以“中国”自居：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