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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抑郁症筛查与支持

引言

围绝经期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关键阶段，通常始于40岁左右，持续至绝经后1年。这一时期，女性不仅要面对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剧烈波动带来的潮热、失眠、关节痛等躯体症状，更可能因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和社会角色的转变，陷入情绪危机。其中，围绝经期抑郁症作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因其症状的隐蔽性、与躯体不适的重叠性，常被忽视或误诊，不仅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更可能引发自伤、自杀等极端事件。如何通过科学筛查早期识别风险，构建多维度支持体系帮助女性平稳度过这一阶段，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围绝经期与抑郁症的内在关联

围绝经期抑郁症并非简单的“情绪波动”，而是生物、心理、社会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理解其发病机制，是精准筛查与有效支持的基础。

（一）生物因素：激素波动与神经递质失衡

雌激素是调节女性生理与心理的核心激素。围绝经期女性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分泌呈“过山车式”波动——从规律性分泌逐渐减少，到最终停止。这种波动会直接影响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代谢。5-羟色胺被称为“快乐因子”，负责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去甲肾上腺素则与注意力、应激反应密切相关。当雌激素水平下降时，大脑中5-羟色胺的合成与转运效率降低，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受阻，情绪调节能力随之减弱。此外，雌激素还参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的调控，该轴是人体应对压力的核心系统。HPA轴功能紊乱会导致皮质醇（压力激素）分泌异常，长期高水平皮质醇会损伤海马体（负责记忆与情绪的脑区），进一步加剧抑郁倾向。

（二）心理社会因素：角色转变与压力叠加

围绝经期女性往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既要照顾年迈父母的健康，又可能面临子女离家后的“空巢”失落；在职场中，可能遭遇职业发展瓶颈或退休前的适应压力；同时，身体机能的衰退（如体力下降、外貌变化）可能引发自我价值感降低。这些生活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若长期未被疏解，会与生物因素形成“恶性循环”——压力促使皮质醇分泌增加，进一步抑制雌激素作用；而雌激素不足又会降低个体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临床观察发现，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如丧偶、失业）或长期家庭关系紧张的女性，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病率是普通女性的2-3倍。

（三）症状特殊性：易被忽视的“隐形抑郁”

围绝经期抑郁症的症状常与更年期躯体症状重叠，导致识别困难。典型表现包括：情绪持续低落（如对以往感兴趣的活动失去热情）、易激惹（因小事发火后自责）、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伴随明显的躯体化症状，如不明原因的心慌、头痛、胃肠道不适，或原本轻微的慢性疼痛（如颈椎病）加重。部分患者会以“失眠”为主诉——入睡困难、早醒，即使睡着也感觉“没休息好”。这些症状容易被归因于“更年期正常反应”，或被误诊为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延误干预时机。

二、科学筛查：早期识别的关键防线

筛查是阻断围绝经期抑郁症从“隐性”到“显性”发展的第一步。有效的筛查体系需兼顾专业性与可及性，通过“基层初筛-专科精筛-动态监测”三级网络，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一）筛查工具的选择与应用

目前，临床常用的筛查工具以量表为主，需根据场景灵活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采用简便的自评量表，如“患者健康问卷-9项（PHQ-9）”和“围绝经期抑郁量表（MRS）”。PHQ-9包含9个问题，涵盖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等核心症状，每个问题按“完全没有”到“几乎每天”分为0-3分，总分≥10分提示可能存在抑郁障碍。MRS则专门针对围绝经期女性设计，除情绪症状外，还纳入潮热、关节痛等躯体症状，更贴合这一群体的主诉特点。

对于初筛阳性（得分超过临界值）或症状不典型的女性，需转诊至精神心理专科进行深度评估。专科医生会结合临床访谈（如询问症状持续时间、是否影响社会功能）、实验室检查（如检测雌激素、甲状腺激素水平，排除甲亢或甲减导致的情绪问题）以及神经心理测试（如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明确诊断并评估严重程度。

（二）筛查的重点人群与时机

并非所有围绝经期女性都会发展为抑郁症，但以下人群需被列为筛查重点：有抑郁症家族史者（尤其是母亲或姐妹曾患抑郁）、既往有产后抑郁或经前情绪障碍史、近1年内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如离婚、亲人离世）、长期存在睡眠障碍或慢性疼痛、使用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影响情绪者。

筛查时机应贯穿整个围绝经期：建议40岁以上女性在每年常规体检中增加心理健康评估；出现月经紊乱（围绝经期的早期信号）时，主动进行抑郁风险初筛；绝经后1年内（围绝经期的最后阶段），因雌激素水平彻底低落，抑郁风险可能再次升高，需加强监测。

（三）筛查中的常见误区与应对

实践中，筛查容易因“病耻感”和“症状误判”受阻。部分女性认为“情绪问题”是“意志薄弱”，不愿如实填写量表；或因躯体症状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