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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土地资源纠纷的法社会学研究：基于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三重解构

一、引言：古村土地纠纷的现代性困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交织的时代浪潮下，古村土地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挖掘古村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潜力，推动古村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土地资源愈发稀缺，古村土地面临着开发利用、权属界定、利益分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由此引发的土地纠纷层出不穷。这些纠纷不仅严重影响了古村的社会稳定，也对乡村法治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广西旗山矿“以租代征”事件备受关注。该矿山项目存在未征先用、用地程序违法等问题，强占村民土地，引发了村民的强烈不满。村民的土地被非法占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相关部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程序颠倒、违规操作等行为，导致土地纠纷不断升级。此外，江西余干两村34年的权属争议也十分典型。两村就两块湖田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历经多次政府协调、行政复议和法院判决，纠纷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些案例深刻暴露出古村土地纠纷在法律程序、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的复杂张力。

从法律程序来看，土地征用、流转等过程中存在程序不规范、违法操作等问题，导致土地权属不清，纠纷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在广西旗山矿事件中，矿山项目存在未征先用、用地程序违法等问题，使得土地权属存在争议，村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土地纠纷往往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村民、村集体、企业和政府等，各方之间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冲突复杂多样，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江西余干两村的权属争议中，两村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长期积累，导致纠纷难以化解。在文化传统方面，古村土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村民的情感认同，土地纠纷往往涉及到村民对土地的传统认知和归属感，使得纠纷解决更加复杂。

（二）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基于法社会学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制度—文化—社会结构”三维分析模型，旨在深入探究古村土地纠纷背后的深层逻辑。该模型聚焦于法律规则与乡土秩序的互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冲突，从多个维度剖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机制。

在制度维度，主要关注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古村土地管理中的实施情况，以及这些制度与古村实际情况的契合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旨在规范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在古村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律法规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导致土地纠纷的产生。

文化维度则侧重于研究古村的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等对村民土地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古村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村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和传统认知。在土地纠纷中，这些文化因素可能会导致村民对土地权属的看法与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

社会结构维度主要分析古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权力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等对土地纠纷的影响。古村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分配不均，容易引发土地纠纷。

通过“制度—文化—社会结构”三维分析模型，可以全面、系统地探究古村土地纠纷背后的权力配置、利益博弈与社会认同逻辑，为解决古村土地纠纷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古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化特征与现实样态

（一）纠纷类型的多维划分

古村土地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类型，对这些纠纷进行多维划分，有助于深入理解其本质和特点。根据对大量案例的研究分析，可将古村土地纠纷主要分为权属争议型纠纷、开发侵权型纠纷和程序违法型纠纷三大类。

权属争议型纠纷在古村土地纠纷中较为常见，以江西余干塘西村与袁家村长达34年的湖田所有权争议为典型案例。1970年，塘西村村民响应县政府号召，在康垦圩内开垦了两块湖田，面积达数百亩。按照当时“谁开垦、谁所有、谁耕种”的政策，这些湖田理应由塘西村村民耕种。1983年，康山大堤倒塌，致使塘西村村民无法耕种。1985年大堤修复后，袁家村村民却阻挠塘西村村民继续在该地耕种，双方由此产生矛盾纠纷。1986年，余干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意见，将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给了塘西村村民。然而，在后续的耕种过程中，两村村民因土地权属问题纠纷不断。1998年，余干县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进一步确认了此前处理意见的效力。2001年，在多个部门的协调下，拟定了《关于塘西村与袁家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协议》，塘西村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袁家村，袁家村一次性拿出5万元作为对塘西村曾经开垦土地的补偿。但部分塘西村村民对该协议效力存在异议，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更是连年上访。2018年5月，余干县政府作出决定，确认协议有效，将争议土地所有权确定为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