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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合规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

引言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企业开展国际业务、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重要支撑。从跨境电商平台收集用户购物偏好，到跨国企业集团汇总分支机构运营数据，再到医疗科研机构共享临床研究信息，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跨越地理边界。然而，数据跨境流动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数据泄露、隐私侵犯、国家安全风险等多重挑战。如何在”用数据”与”管数据”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全球数据治理的核心命题。

在此背景下，“最小必要原则”作为数据处理活动的基础性准则，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数据跨境合规的关键抓手。这一原则要求数据处理者在跨境传输数据时，仅收集和使用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数据，避免过度采集与传输。它不仅是各国数据保护立法的共同选择，更是企业降低合规风险、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本文将围绕数据跨境合规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展开系统探讨，从理论内涵到实践场景，从现实困境到优化路径，层层递进揭示其核心价值与应用逻辑。

一、最小必要原则的理论内涵与法律依据

（一）最小必要原则的核心要义

最小必要原则并非孤立存在的概念，而是与”目的限制原则”“数据安全原则”等共同构成数据治理的基本原则体系。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三限定”：一是限定数据范围，仅收集与实现特定目的直接相关的数据；二是限定处理方式，采用对数据主体权益影响最小的技术手段；三是限定存储期限，在达到目的后及时删除或匿名化处理。

以用户注册跨境服务为例，若企业仅需验证用户身份即可提供基础服务，则收集姓名、身份证号（或等效身份标识）已满足需求；若额外要求提供家庭住址、社交账号等信息，即超出”必要”边界。这一原则的本质是通过”减法思维”规范数据处理行为，防止数据处理者因过度收集而引发的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

（二）国内外法律体系中的制度确认

最小必要原则的法律化进程，反映了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趋同性。在国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数据安全法》第30条进一步要求，数据处理者在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其中”必要措施”即隐含了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

在国际层面，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5条将”数据最小化”列为核心原则，要求个人数据”与处理目的相关、充分且不过度”；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虽未直接使用”最小必要”表述，但通过”合理相关”标准间接体现了类似要求；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CBPRs）则明确将”数据限制”作为成员方必须遵守的义务。这些规定共同构建了最小必要原则在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全球共识。

（三）与其他合规原则的协同关系

最小必要原则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与目的限制原则、透明原则、安全原则等形成合力。例如，目的限制原则要求数据处理目的必须明确且合法，这为最小必要原则划定了”边界”——只有在明确目的下，才能判断哪些数据是”必要”的；透明原则要求数据处理者向用户告知数据收集的范围和用途，这为最小必要原则的实施提供了”监督”——用户可通过知情权倒逼企业遵守最小必要要求；安全原则要求数据处理者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保障数据安全，这为最小必要原则的落地提供了”保障”——数据范围越小，安全防护的难度和成本越低。

以跨境医疗数据共享为例，若医疗机构的目的是开展特定疾病的联合研究，首先需通过目的限制原则明确研究范围（如仅限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监测数据）；其次需通过透明原则向患者告知数据收集的具体类型（如血糖值、用药记录，而非全部病历）；最后需通过安全原则确保仅授权研究人员访问该范围数据。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最小必要原则的实践价值。

二、数据跨境场景下最小必要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跨境电商：用户信息的精准采集与传输

跨境电商是数据跨境流动的典型场景。平台需收集用户信息以完成交易、提供售后服务，但过度收集行为屡见不鲜。例如，部分平台在用户注册时要求提供通讯录、位置信息等与交易无关的数据，或在用户购买单一商品后长期保留其全部浏览记录。

根据最小必要原则，跨境电商平台的信息采集应严格限定在”交易完成+必要服务”范围内。具体而言，基础交易需收集的信息包括用户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支付信息；若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可在用户授权后收集商品浏览记录，但需明确告知用户该信息仅用于推荐，且在用户关闭推荐功能后及时删除；对于物流跟踪，仅需共享与运输相关的信息（如包裹单号、预计送达时间），无需传输用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

某跨境美妆平台的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该平台将用户信息分为”必需信息”（如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和”可选信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