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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礼制内涵考释

引言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礼记·曲礼上》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种对“礼”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文献记载中，更通过青铜器铭文这一“青铜史书”得以具象化呈现。作为当时贵族社会的重要物质载体，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以简练却严谨的文字，记录了祭祀、分封、丧葬、朝聘等各类礼制活动的细节，成为研究商周礼制最直接的实物文献。本文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核心材料，从祭祀礼制、等级秩序、丧葬仪轨三个维度，考释其蕴含的礼制内涵，揭示青铜铭文在重构早期中国礼制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一、祭祀礼制：天地人神的秩序联结

祭祀是商周社会最重要的礼制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直接点明了祭祀与军事并列为国家核心事务的地位。青铜器铭文中对祭祀的记录，既包含对祭祀对象的明确界定，也涉及仪式流程、用牲制度等具体规范，完整呈现了“敬天法祖”的礼制逻辑。

（一）祭祀对象的层级化：从天神到祖先的等差序列

商周时期的祭祀对象可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类，青铜器铭文对此有清晰的分层记载。例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中提到“畏天威”，强调对“天”的敬畏；而更多铭文则聚焦于对祖先的祭祀，如墙盘铭文详细列举了微氏家族自高祖至文考七代祖先的功绩，并记载“追孝于前文人”的祭祀行为。这种“重祖轻天”的倾向，反映了商代“尊神”到周代“重人”的礼制演变——商代甲骨文中“帝”的权威至高无上，而周代青铜器铭文更突出祖先作为“人神中介”的角色，将血缘宗法与祭祀礼制紧密结合。

（二）祭祀仪式的程序化：从“祼”到“燎”的操作规范

青铜器铭文对祭祀仪式的描述细致入微，体现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的程序化特征。例如，西周中期的效卣铭文记载：“王锡公贝五十朋，公赐厥涉子效王休，效对公休，用作宝尊彝。”虽未直接描述祭祀，但结合同类型铭文可知，赏赐与祭祀常为配套仪式——贵族在完成祭祀后，通过赏赐臣属强化等级认同。再如，西周晚期的寰盘铭文提到“禘于大室，祼于始祖”，其中“禘”是三年一次的大祭，“祼”是用酒灌地的初始仪式，这些术语的使用，印证了《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的仪式分类体系。

（三）用牲制度的等差性：从“太牢”到“特牲”的等级标识

祭祀用牲是礼制等级的直接体现，青铜器铭文对此有明确区分。例如，商代晚期的宰甫卣铭文记载“王来兽（狩）自豆麓，在□，王飨酒，宰甫赐贝五朋”，虽未直接写用牲，但结合甲骨文可知，商王狩猎后常以猎物献祭；西周早期的德方鼎铭文则明确提到“王禘于成周，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结合《仪礼·少牢馈食礼》“少牢，羊豕也”的记载，可推断此时用牲已形成“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特牲（单牲）”的等级体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因身份差异，祭祀时使用的牲畜种类、数量均有严格规定，这种“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原则，正是礼制规范性的核心体现。

二、等级秩序：从分封到册命的制度固化

商周礼制的本质是通过规范行为来维护等级秩序，青铜器铭文对分封、册命、赏赐等活动的记录，完整呈现了“礼以别异”（《礼记·乐记》）的功能。从“受民受疆土”的分封仪式，到“赐秬鬯、圭瓒”的册命规格，每一处细节都在强化“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社会结构。

（一）分封仪式：“授民授疆土”的权力确认

分封制是周代等级秩序的基础，青铜器铭文对分封过程的记录，印证了《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旂，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的记载。例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明确记载：“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周王对盂的分封内容，包括土地、人口、官职，其中“邦司”“夷司”的区分，反映了对不同族群的管理策略；“人鬲”的数量差异，则直接体现了受封者的等级地位。这种“裂土分茅”的仪式，通过青铜器铭文的铸刻，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成为维护分封制的重要工具。

（二）册命制度：“赐命赐服”的身份标识

册命是周代强化等级秩序的核心礼制，青铜器铭文对册命仪式的记载，涵盖时间、地点、参与者、赏赐物品等细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例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记载：“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汝摄司公族、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朕亵事……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贲较、朱鞹鞃靳，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踵、金秜、涑輈、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厄、金膺，朱旂二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