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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脆弱区的治理路径研究

引言

生态脆弱区是指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弱、自我修复功能有限、对外部变化敏感的特殊区域，常见于荒漠化边缘、高寒草甸、喀斯特石漠化带、山地陡坡区等自然地理单元。这些区域既是维系区域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数千万居民的生存依托，但因自然条件严苛与人类活动叠加，长期面临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问题，甚至陷入“生态恶化—经济贫困—进一步破坏生态”的恶性循环。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探索科学、可持续的治理路径，不仅关乎区域生态安全，更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命题。本文围绕生态脆弱区的特征与挑战，结合治理原则与实践经验，系统梳理其治理的核心路径。

一、生态脆弱区的特征与治理挑战

要精准设计治理路径，需先明确生态脆弱区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矛盾。从自然属性看，这类区域的生态系统具有“敏感性”与“脆弱性”双重特质：一方面，其生物群落结构简单、土壤成土过程缓慢（如高寒地区土壤形成需数百年），对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响应极为敏感；另一方面，一旦遭破坏，植被恢复周期长（如干旱区天然植被恢复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土壤肥力与结构难以短期修复，生态系统易从“可逆退化”转向“不可逆崩溃”。

从人为驱动因素看，传统发展模式的负外部性是加剧脆弱性的主因。在部分生态脆弱区，长期存在“靠山吃山”的粗放利用方式：过度放牧导致草原载畜量超载，垦荒扩种引发坡耕地水土流失，矿产开采造成地表植被破坏与地下水位下降，旅游开发中的无序建设加剧景观破碎化。以某典型荒漠化边缘区为例，因牧民为增加收入扩大养殖规模，草原平均超载率曾达40%，导致地表裸露面积十年间增加27%，风沙灾害频率上升3倍。

这些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叠加，使得生态脆弱区的治理面临三大挑战：其一，治理目标的矛盾性——既要遏制生态退化，又需保障当地居民生计，避免“为保护而剥夺发展权”；其二，治理效果的滞后性——生态修复需长期投入，而短期难见显著效益，易导致治理主体动力不足；其三，治理范围的跨域性——生态问题常跨越行政边界（如河流上游水土流失影响下游），需打破“各自为战”的治理模式。

二、生态脆弱区治理的核心原则

面对复杂挑战，治理路径的设计需遵循科学原则，确保方向不偏、措施有效。

（一）系统性原则：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生态系统是有机整体，单一要素的治理难以实现整体改善。例如，仅植树造林而忽视土壤保水，可能因水分供需失衡导致树木死亡；仅治理水土流失而不控制上游放牧，可能因地表径流携带泥沙再次淤积下游。因此，治理需从“单一修复”转向“系统修复”，综合考虑地形、水文、植被、土壤等要素的关联性。如某高原湿地治理中，通过恢复退化沼泽（增加蓄水）、补植耐湿灌木（固岸护堤）、限制周边农耕（减少面源污染），三年间湿地面积扩大15%，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2%，便是系统治理的典型实践。

（二）因地制宜原则：基于区域特征精准施策

不同类型的生态脆弱区，主导退化因子与修复需求差异显著。干旱半干旱区的核心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治理应聚焦节水与植被选择（如种植沙棘、柠条等耐旱灌木）；喀斯特石漠化区的关键是土壤流失，需通过“封山育林+石埂保土+生态移民”组合措施；高寒草甸区则需控制放牧强度，推广“划区轮牧+人工补播优质草种”模式。以西南喀斯特地区为例，当地通过“顶坡封育（减少侵蚀）、山腰造经济林（固土增收）、山脚建基本农田（保障粮食）”的立体治理模式，十年间石漠化面积减少18%，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3倍，印证了“一地一策”的重要性。

（三）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生态治理绝非政府“独角戏”，需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协同、科技支撑”的共治网络。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资金引导（如设立生态补偿基金），企业通过绿色产业投资（如光伏治沙、生态旅游开发）实现“治沙获利”，社区居民从“破坏者”转变为“守护者”（如通过生态管护岗位获得稳定收入），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如选育抗逆品种、监测生态变化）。某荒漠治理项目中，政府投入基础建设资金，企业承包光伏板铺设与周边植被种植（光伏板遮阴减少水分蒸发，植被固沙保护光伏设备），当地牧民参与日常养护并获得工资，形成“光伏+治沙+牧养”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四）可持续原则：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

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若仅强调保护而忽视民生，可能引发居民抵触甚至“报复性破坏”；若片面追求发展而牺牲生态，则会加剧脆弱性。因此，需通过产业转型为生态治理提供内生动力。例如，在草原脆弱区推广“舍饲圈养+草畜平衡”模式，既减少对天然草场的依赖，又通过改良畜种、发展有机畜产品提高养殖效益；在水土流失区发展林下经济（如种植中药材、食用菌），利用树木遮阴保湿的生态环境创造经济价值，让居民从生态保护中直接受益，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