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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考试题及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6分，共24分）

1.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本质论命题，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其核心在于强调诗歌是诗人内在情志的表达，“志”初指怀抱、心意，兼具理性与情感双重内涵。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将其发展为外交场合的情志传达；汉代《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志”与“情”结合，形成“情志合一”说。朱自清称其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奠定了中国文学重抒情言志的传统，与西方“模仿说”形成文化差异。

2.滋味说

“滋味说”是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诗歌审美标准，主张优秀诗歌应具有“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感染力。钟嵘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认为诗歌需通过“直寻”（即自然感兴）与“穷情写物”（真实表现情感与物象），达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其“滋味”不同于陆机《文赋》“阙大羹之遗味”的形式之味，亦非刘勰《文心雕龙》“余味曲包”的含蓄之味，而是情感与意象交融产生的审美体验，直接影响了唐代司空图“韵味说”与宋代严羽“兴趣说”的发展。

3.气盛言宜

“气盛言宜”出自韩愈《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指作家内在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盛”强调其充实饱满；“言宜”指语言表达的自然妥帖。韩愈将孟子“养气说”与曹丕“文以气为主”结合，主张通过“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长期积累，使内在之气充沛，进而在创作中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自由境界。这一理论突破了齐梁以来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为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4.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的文学创作论，核心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认为“童心”是未受程朱理学与世俗礼教污染的本真之心，一旦被“闻见道理”（即外在规范）遮蔽，文学便沦为“假言”“假事”“假文”。他以《西厢记》《水浒传》为例，肯定“童心”驱动下的“迩言”（通俗真实的表达）才是“天下之至文”。这一理论批判了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义，以及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推动了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说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

二、简答题（每小题12分，共36分）

1.简述《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的内涵及其文学创作论意义。

“神与物游”出自《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认为，艺术构思的本质是“神”（作家的精神活动）与“物”（外在物象）的交融互动。具体而言，“神”突破时空限制，“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物”则通过“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被加工提炼，最终达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效果。

其创作论意义有三：其一，强调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既非单纯模仿外物，亦非纯粹主观抒发，而是“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的审美创造；其二，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的准备条件，将构思活动与作家修养结合；其三，为后世“意境说”奠定基础，如王昌龄“物境、情境、意境”的划分，即源于“神与物游”中主客交融的思想。

2.试析“文以载道”说的发展脉络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以载道”的思想可追溯至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但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是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其核心是强调文学为道德教化服务。

发展脉络：唐代韩愈提倡“文以贯道”，侧重通过古文恢复儒家道统；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作文害道”，将“道”凌驾于“文”之上；朱熹则调和二者，主张“文道合一”，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明清时期，桐城派方苞“义法说”、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合一论，延续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但更注重文学性。

对创作的影响：积极方面，强化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如唐宋古文运动推动散文革新，关汉卿《窦娥冤》、曹雪芹《红楼梦》通过文学反映社会矛盾；消极方面，道学化倾向导致部分作品沦为道德说教，如宋代理学诗“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严羽《沧浪诗话》），削弱了文学的审美性。

3.比较司空图“韵外之致”与严羽“兴趣说”的异同。

相同点：二者均强调诗歌的审美超越性，反对直白浅露。司空图“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指诗歌在语言之外蕴含的余味；严羽“兴趣说”（《沧浪诗话》）主张“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强调诗歌应具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审美意趣，均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不同点：其一，理论渊源不同。“韵外之致”源于钟嵘“滋味说”与道家“言意之辨”，侧重意象的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