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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角下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方和学术界的关注。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激增的趋势，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特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地区的稳定对于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仅对农村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事件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的和谐氛围，影响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一些农村地区，因土地征收、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导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从农村发展层面而言，群体性事件会分散政府和社会的精力，阻碍农村各项建设的推进。例如，一些农村因集体上访、维权抗争等事件，使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进而影响农村的经济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律问题，对完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在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暴露出我国法律在适用、合法性判定、责任界定等方面存在不足。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能够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依据，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例如，明确农村土地征收、流转等方面的法律细则，有助于减少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保障农民权益是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农民在经济利益、土地问题、政府行政失职等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能够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强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和对政府的认可。只有解决好农村群体性事件，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才能为农村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进步，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因素、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等六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理论从社会结构和心理等多个层面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为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冲突的必然性，认为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利益冲突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这些理论为理解群体性事件的本质和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国内，随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日益深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析。在事件成因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根源。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及群众的身份结构都在发生重大转变，这些转变引发了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变化，导致群众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加上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闹事、聚众上访、阻断交通、围攻基层政权机构等极端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还有学者指出，群众合理诉求未能及时得到解决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对现实中农村财务不清、土地承包争议、政府有关部门承诺不能兑现及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等问题反应强烈，如果这些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和解决，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在法律适用方面，研究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十分复杂。一些事件存在法律嫁接问题，例如农民讨薪、地权争议等问题，虽然相关法律规范有规定，但由于各地法律制度的差异，使得法律效果难以具体实现。在合法性问题上，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利益相关者都有一定的合法性主张，尤其是涉及国有资产产权等问题时，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将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需要审慎处理。关于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责任需要在地方行政机关、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机构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且由于许多事件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加上缺乏切实有效的制度建设，导致责任难以明确。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视角上，虽然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综合多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研究还不够。在法律对策方面，提出的建议往往较为宏观，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对于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新兴的问题，如互联网在事件中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法律关系等，研究还不够深入。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运用多种方法，从多维度剖析农村群体性事件法律问题。案例分析法是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收集和分析典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案例，如亚龙县槐树湾水电站征地农民阻工事件，深入了解事件的起因、发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