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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结构理论剖析《远大前程》人物行为的深层逻辑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远大前程》作为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之作，自1861年问世以来，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生动的人物塑造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成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小说以主人公匹普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乡村少年，在追求“远大前程”的过程中，历经社会的种种诱惑与磨难，最终实现自我救赎和人性回归的历程。通过匹普的故事，狄更斯不仅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及人性的复杂多面，还对社会的不公和道德的沦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以往对《远大前程》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社会历史背景、叙事技巧和主题探讨等方面。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在人物行为分析方面，往往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未能深入挖掘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而人格结构理论为我们剖析小说人物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人格结构理论由弗洛伊德提出，他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人格中最原始、最本能的部分，包含了人的各种欲望和冲动；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在本我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它调节着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使个体能够适应社会现实；超我遵循道德原则，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代表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远大前程》中的人物行为，可以深入探究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揭示其行为的深层心理根源，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

从人格结构理论的角度研究《远大前程》中的人物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远大前程》的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另一方面，通过对小说人物行为的心理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个人成长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这一研究还能加深我们对狄更斯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远大前程》的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硕。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有学者关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狄更斯创作的影响，如GoldieMorgentaler在“Meditatingonthelow:aDarwinianreadingofGreatExpectations”中提出，从《双城记》到《远大前程》，狄更斯人格塑造的观点由遗传决定论变为环境（突出表现在家庭环境）决定论，这种转变归功于达尔文。SusanWalsh则从社会批判角度指出，《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是当时英国经济形势的标志，维多利亚社会的变迁影响了年轻人的志向和抱负，被荒废的沙堤斯庄园等可解释为狄更斯对当时经济情况的认识和评论。在文本批评方面，涉及文本语言和人物形象分析。MarieMcAllister在“Sneakingyouaswritesbutone:anoteonforgefyandidentityingreatexpectations”中通过分析奥立克对匹普笔迹的嘲笑，揭示了人物的内在本性。LucileP.Shores在“TheCharacterofEstellainGreatExpectations”中提出，艾斯黛拉虽被认为冷漠、残酷，但在与匹普交往中一直保持着发自内心的感情和真诚。HanaWirth-Nesher在“TheLiteraryOrphanasNationalHero:HuckandPip”中将匹普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进行比较，指出两个孤儿的相似与不同，象征了英美两国当时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差异。

国内学者对《远大前程》的研究也涵盖多个方面。在人物形象分析上，刘远星借用成长小说理论对匹普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探究其成长的个人成因和社会成因；郑丽从匹普的不同阶段分析他的人物形象，并与时代相结合推断作者的思想态度；严艳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分析女性的伦理秩序和影响因素，概述了女性形象的伦理观和美学价值；吕莉阐述了艾斯黛拉性格的影响因素和悲剧来源，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权力话语归训。在叙事艺术研究中，温晓芳分析了《远大前程》中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和主题，阐述了融合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叙事效果、惩恶扬善的叙事对立结构和转换自然的叙事视角；沈翔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品的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分析了两种叙事运动相互作用生成的双重事件结构、双重聚焦、双重可靠性和双重道德，丰富了文本内涵；张丽分析了作品中扑朔迷离的神秘空间、若即若离的社会空间、自怨自艾的心理空间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巧妙关系和意蕴；王欢欢对狄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