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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侵权中的管辖权确定规则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消费已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形式。从服装美妆到生鲜食品，从在线教育到远程医疗，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与经营者建立交易关系的场景日益丰富。然而，网络消费的虚拟性、跨地域性和主体多元性，也使得侵权纠纷频发。当消费者因虚假宣传、质量缺陷、隐私泄露等问题主张权利时，“该向哪个法院起诉”往往成为首要难题。管辖权的确定不仅关系到纠纷解决的效率，更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能否得到及时救济。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规则以“地域”“场所”为核心连接点，但在网络空间中，这些物理属性的连接点被弱化甚至消解。如何平衡诉讼便利与司法权威，构建符合网络消费特点的管辖权确定规则，成为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消费侵权与管辖权的基本界定

（一）网络消费侵权的内涵与特征

网络消费侵权是指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或经营者自有网络渠道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时，因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导致其人身、财产权益受损的法律事实。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主体的虚拟性与多元性。消费者与经营者通常通过网络账号建立联系，经营者可能是平台内商家、自营电商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部分情况下还涉及物流、支付等关联主体，责任主体的识别难度显著高于传统线下交易。

其二，行为的跨地域性。网络交易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消费者可能在A地下单，经营者注册地在B地，服务器托管于C地，侵权结果却发生在D地，同一侵权行为可能涉及多个行政区域甚至跨国境。

其三，证据的电子化。侵权行为的发生、发展与结果往往以电子数据形式留存，如聊天记录、交易快照、物流信息等，这些证据的存储地、提取地与传统纸质证据的“场所”属性差异明显，对管辖权连接点的认定提出新挑战。

（二）管辖权确定在网络消费侵权中的核心价值

管辖权是法院对特定案件行使审判权的法律依据，在网络消费侵权纠纷中，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它是消费者维权的“入门钥匙”。若无法确定管辖法院，消费者可能因起诉无门而放弃维权，导致侵权行为被纵容。例如，某消费者在外地电商平台购买的保健品存在质量问题，若必须到平台注册地起诉，高昂的交通、住宿成本可能迫使消费者放弃索赔。

另一方面，它是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保障。明确的管辖权规则可避免不同法院因“争管辖”或“推管辖”引发的程序争议，确保案件及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同时，通过规则引导，可促使经营者规范网络经营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侵权纠纷的发生。

二、传统管辖权规则在网络消费侵权中的适用困境

（一）“原告就被告”原则的现实障碍

“原告就被告”是传统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即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这一原则的设计初衷是防止原告滥用诉权，便于被告应诉及法院调查取证。但在网络消费侵权中，该原则的适用面临双重障碍：

首先，被告住所地难以确定。网络经营者的住所地可能与实际经营地分离，部分商家为享受税收优惠，将注册地设在经济园区，实际运营团队却在其他城市；更有甚者，利用虚拟注册信息规避监管，导致消费者无法准确获取被告住所地信息。

其次，对消费者显失公平。网络消费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息地位本就不对等，若要求消费者到被告住所地起诉，可能因路途遥远、时间成本高而被迫放弃维权。例如，偏远地区消费者购买一线城市商家的商品后遭遇侵权，到被告住所地起诉需承担数千元交通费用，远高于维权标的额，实质剥夺了其诉讼权利。

（二）“侵权行为地”标准的模糊性

传统侵权诉讼中，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但在网络环境下，这两个连接点的认定均存在困难：

就侵权行为实施地而言，网络侵权行为通常通过服务器、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等技术载体完成。例如，虚假宣传信息可能存储于多个服务器，分布在不同地区甚至国家，此时“实施地”是服务器所在地、经营者操作终端所在地，还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机房所在地？法律未作出明确界定。

就侵权结果发生地而言，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无界性，一条侵权信息可能被全国甚至全球用户接收，理论上每个接收地都可能成为“结果发生地”。若允许所有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可能导致同一案件被多个法院重复受理，既浪费司法资源，也可能引发裁判冲突。

（三）平台责任与个体经营者责任的混淆

网络消费中，平台与入驻商家的法律关系复杂。部分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如C2C平台），部分平台则直接参与交易（如B2C自营模式）。传统管辖权规则未明确区分平台与实际经营者的责任边界，导致实践中常出现“平台注册地”与“实际经营者所在地”的管辖争议。例如，消费者在某平台购买商品后发现质量问题，平台以“仅提供技术服务”为由主张应由商家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商家可能因规模小、流动性强难以确定住所地，最终消费者陷入“双被告无明确管辖”的困境。

三、我国网络消费侵权管辖权确定的现行规则体系

（一）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分层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