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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六部制》史料集锦

资源1：尚书机构在东汉时称为台，魏晋以来才称省，并成为脱离少府系统的独立的办事机构。东汉时尚书令之权颇重，是实际上的宰相之职，而魏晋以来，参赞机要乃移之于中书与门下，尚书仅执行政务而已。

中书令在西汉时称为中书谒者令，属“少府”系统。汉武帝以宦官担任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来主管文书。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不用宦官，改任士人，秩千石。此后罢省，不设此官。汉献帝时，曹操为魏王，设置秘书令。文帝黄初初年，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中书机构此时已正式称为中书省。

——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资源2：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负责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若论此三省之来历，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已在讲汉代制度时讲过。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奉侍皇帝。故就官职名义言，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廷官。而到唐代，则全由内延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其实“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的政府执政官。此后宰相失职，却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变成了正式执政官的，便如唐代之三省。何谓失职？因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后来此项职权，被皇帝夺去了，皇帝把他们的私属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这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现在到唐代，才又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亦即是把以前皇宝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41~42页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资源3：现在再说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之分配。

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作“勅”。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勅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勅，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在中书省中，除中书令为正长官外，设有副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之下，又有“中书舍人”，员额有七八人之多。中书舍人官位并不高，而他们却有拟撰诏勅之权。遇中书发布命令，多由他们拟撰。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这一观念，反映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便极明显。所以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于社会一般民众，而径由地方长官行使之。照理，地方长官应该择贤而任。他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與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理论。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即如唐制，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会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成中书待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勅”字。经画勅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实操于中书省。皇帝只同意画勅而止。

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覆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在门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设有若干第三级官，谓之“给事中”。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对皇帝诏书亦得参加意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其意义略相同。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

诏勅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42~43页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资源4：政事堂是为了减少三省摩擦，协调三省关系，提高工作效率而设立的。三省间的纠纷，贞观初年即已出现。为避免中书、门下二省的纠缠不休，就将二省合在一起议事，并有尚书长官和各种名号宰相与议，这就是政事堂。因以中书、门下二省议事为主，故又称“门下中书”或“中书门下”。因为有宰相议事之制，故贞观八年李靖称疾告退时，太宗乃令其“三、两日一到门下中书（又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儿的“门下中书”或“中书门下”，即是政事堂的别称。如高宗初年中书令柳爽，因王皇后宠衰，“不敢久在枢密，频上表固辞，转为吏部，罢中书门下事”。但人们往往把这儿的”门下中书”